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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师傅邓垦

作者:刘爱玉  编辑:陈杰  来源: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7/11/28

雁往南飞,风渐寒。叶落飘零,云趋淡。

窗外那棵树的叶子已掉了大半,渐趋凋零,秋虫的叫声已不再清亮,反倒有声嘶力竭的味道。

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微信,看到一条新闻“邓小平弟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邓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5日17时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遵照邓垦同志遗嘱和亲属意愿,邓垦同志逝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火化、海葬。”

邓垦师傅离开了我们,走了。对我来说,这噩耗既在意内,又出意外。约莫半年以前,我曾听原干校的知青说:“邓垦师傅已是百岁,住在深圳还健在,也曾病危住院,但是又奇迹般地出了院。”他在106岁高龄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离茶寿还有两年(茶寿指108岁)。难道说这不是意内之中么?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深秋的氛围使得我心境变得更伤感,一阵风吹过,凉凉的雨点噼里啪地打在地面上,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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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的蹉跎岁月在记忆中慢慢浮现,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也在劫难逃。

父母被批斗,我们也不能继续求学,哥哥毕业时被发配到青海边远的山区,姐姐下放到农村,我刚满16岁就下放蒲圻赵李桥羊楼洞茶场五七干校一大队五连。

在一大队五连,多是武汉市接受劳动锻炼或接受审查思想改造的干部,而且大多还是市厅局级以上的老干部。

我们连队地处一片山坡原野之中,地势左高右低,南北都是大山,中间一条碎石公路,公路一处的北侧路有一个自然风化而形成的站立人形石,石人的脚边不远处有一由地下石面缝隙形成的泉眼,终年不断涌出清澈泉水。泉水冬暖夏凉,特别是在寒冬早晨,水温使得整个池面覆盖一层薄薄的雾气并随着泉水溢出向远方流动飘散,远远看去,石人的脚部也裹在雾气之中,别有一番景致,故这一处地名称作“石人泉”。而我们知青点就在此。

那时我们知青和五七干部一起上山或下地劳动,也在一个食堂打饭,但政治学习多数情况下是分开的。他们的学习是有目的性或针对性的,有些事情不宜让年轻人知道。除了连队指导员、连长、排长、班长外,我们称呼五七干部都叫“师傅”。

一天,我们班的张洪生班长(他是市人委办公厅干部)告诉我们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还有原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就在我们连队。我们听后都惊讶不已,非常好奇,都想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后来我们得知因厅局以上干部多年老体弱,不上山采茶,所以安排在后勤部门。刘惠农放牛,邓垦在炊事班当炊事员,还是个炒菜的师傅。

我所在的茶山排二班女生宿舍是一个土胚的瓦房子,正好就在连队食堂旁边,邓师傅住在一个仓库里,那仓库也在我宿舍旁边。仓库是每年收春、秋茶临时堆放地,在仓库里隔出一间大约十平方米小房,房间放一单人床、一书桌就是邓师傅宿舍。那时干校没有电灯、自来水。点的是煤油马灯,吃的是从山下挑的泉水。邓师傅所住的仓库背后山下有一泉水,到山下挑水约五十米,山陡、坡滑,我们叫它“好汉坡”。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邓师傅就到山下挑水煮稀饭,我们知青来后还给我们挑一担水洗漱。一天清晨,天还是灰蒙蒙,山上雾气还没有散,我隐约看见一个老人挑着一担子水放在我宿舍门边,他放下担子后,站在那儿喘气。我仔细端详看着他,他身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条黑色长裤,一双解放牌的绿色球鞋。他长得很像邓小平,不过比邓小平要高,个子魁梧,仪表堂堂人很英俊,头发花白,步履庄重,慈善眉目,表情严肃却又可亲。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打招呼:“谢谢您,邓师傅。”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称呼他邓师傅。他慈笑亲切对我说:“不用谢!你们这些知青娃儿,刚离开家,父母不在身边,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就住在你们隔壁……”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在我脑海里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都忘不掉。

刚到干校时,我极郁闷、孤单、无助,所以每天都是少言寡语的,拼命劳动,抢脏活累活干,想以出色表现证明自己是革命的。

由于劳动强度大,我每餐的饭量也加大。我们那时粮食是定量的,所以当时的粮票就不够。记得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遇见邓师傅,他微笑对我说:“爱玉,你个子高,劳动强度大,粮票不够吧!你下午收工到我宿舍来一下,我给你十斤粮票。”我听后感到分外亲切,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是我离开家后第一次感到亲人一样的关心。

由于我在干校表现出色,连队把我调到后勤担任排长,具体分管炊事班。由于工作关系我和邓师傅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炊事班师傅都是厅局级以上干部,虽然他们在干校是劳动改造,但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邓师傅为人直爽,待人至诚,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很是融洽,而且十分幽默,工作之余常常用四川话给我们讲笑话。他说,一次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肉。有一个干部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一份,可是吃起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出。他连说带比划,十分生动,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有趣,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我切身感到炊事班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心情也好了许多,也不再常常想家。

干校食堂早班常常要在凌晨四点钟起床开始做馒头,我们知青常常一遇到早班就叫苦不迭,贪睡起不来,邓师傅多次说:“爱玉,你多给我安排早班,我起早挑水,做馒头既锻炼体力,又锻炼身体。”一次我和他一起上早班,起床时我发现水缸里的水已挑满,他正撸起袖子准备和面做馒头,我们一起做馒头,一起拉家常。闲聊中我得知: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时候,取名邓先修。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邓师傅还告诉我,他1937年参加共产党,可以算是邓家唯一文化人,做过记者,做过文化工作,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副市长。1966年,他任武汉市副市长,在武汉安了家,从此与荆楚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言谈中,他也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无不伤感对他说,我父母亲都是抗战流亡大学生,父亲抗战时被国民政府征调给美国人当翻译,文革开始后一直接受审查,说我父亲是美蒋特务、走资派,后来被关进牛棚,家也被抄了。

这是我第一次鼓足勇气向邓师傅诉说家庭悲惨遭遇。邓师傅看我流泪不止,泣不成声,给我端了杯热水,安慰我说:“我的家也被抄过,现在我也在接受改造,苦难总会过去的,要相信党会对你父亲有正确结论……”我从他那坚毅的目光,温暖的语言,看到了希望,对生活有了信心。

他对党有无比深厚的感情,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他当时也在接受改造,但丝毫没有怨言与不满情绪。每天都是乐呵呵,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炊事班做饭、炒菜、洗碗,无不感动我们每一个知青。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宿舍玩,正好那天他夫人丁华阿姨来探望他,丁华阿姨那时在干校羊楼洞二大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华阿姨,她中等个子,穿着一身浅蓝的布衣裤,整齐的短发一丝不乱,发鬓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也没有任何修饰,朴素天然,落落大方。邓师傅指着我对丁华阿姨说:“她叫刘爱玉,在后勤排任排长,现在是我的小领导,具体分管炊事班,对我很照顾。”丁华阿姨笑着对我说:“谢谢您对邓师傅的关心。”并拿出带给邓师傅的饼干、糖果让我品尝。我动情地说:“邓师傅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好干部,他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感染影响着我们,我们知青都很敬佩他。”

下午丁华阿姨要回二大队,我对邓师傅说我同学有相机,我们一起合影照个相,做个纪念吧!邓师傅没同意,他轻轻说:“我哥是中国最大走资派,我又在劳动改造,如果别人看见这个照片会找你麻烦。”他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认真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的心。

1973年的初春,一天傍晚,一辆军用吉普车开来。从车上下来三位军代表到连部,连队紧急集合口哨声响起,突然通知全连开大会,无论五七干部还是知青必须全体参加。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匆忙点燃煤油汽灯准备大会会场。在会上场部军代表宣读武汉市革委会文件:“刘惠农、邓垦同志经过审查,结束干校劳动改造,恢复工作。”全场一片热烈掌声。刘惠农、邓垦分别在大会发言。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二位领导都激动地老泪纵横,简短的发言都是: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五七干校领导、干部和知青。听着他们激动的发言,我也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第二天,邓师傅就要离开干校,启程回武汉。一想到邓师傅要走了,我既高兴又难过。两年里我们共同劳动、生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文革中那段最黑暗、绝望的岁月里,他像慈父一样关心爱护我,使我心中充满信心、希望,看到了光明前途。那一晚长夜漫漫,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天一明,场部专车来接邓师傅,我急匆匆跑到车旁送行,他依然微笑握着我的手亲切和蔼地说:“爱玉,以后回武汉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欢迎你到我家玩。”开完大会后,他就悄悄给我留下家庭地址。我默默点点头,眼里含着泪,依依不舍,挥动双手向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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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师傅走后不久,我也作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弟典型,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离开了五七干校。

回汉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去邓师傅家看望他。我按照他给我留下的地址,在汉口一元路洞庭街找到他家。记得我去时门卫战士问我找谁,我还是习惯说:“找邓师傅。”他一听反问:“哪个邓师傅?”我说:“邓垦。”他笑着说:“邓垦是首长,不是师傅。”

见到邓垦后,他虽然官复原职,可还是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官架子。他轻轻握着我的手,笑呵呵说:“非常高兴见到你!”丁华阿姨还是那么朴实、细腻、漂亮,充溢着对现实生活的沉思与激情。她给我泡了一杯热茶,我那忐忑不安的心也放下了。得知我在师范读书后邓师傅意味深长地说:“先读师范,毕业后还有机会读大学。”并问了我父亲近况。听闻我的父亲近况不错,他十分高兴地说:“要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对你父亲问题做结论。”之后,丁华阿姨挽留我吃午饭,我谢绝了。夫妇俩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时,我对邓师傅说:“以后见到您应该改口叫邓市长。”他微笑说:“还是叫我邓师傅,很亲切。”

1979年,在邓师傅的帮助下我来到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政教系工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见邓师傅。从报上得知,他已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我想他肩上担子太重,一定很忙,还是不去打扰他老人家了。

2000年,在知青下放干校30年纪念日,我随干校知青重返石人泉原连队驻地看望过一回。当时负责接待的羊楼洞镇党委书记告诉我们:“昨天邓垦来羊楼洞,还去了他原下放连队石人泉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邓师傅。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我心中对邓师傅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

听到邓垦师傅逝世的消息时,我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怀念文章之时,却几次泪如泉涌。

古人说:“大地劳我以生,息我以死。”邓垦师傅,愿您的灵魂永远安息!您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作者系图书馆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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