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我国自2016年4月开展“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援藏教师为西藏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作为湖北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湖北大学在国家总体布局和湖北省援藏工作总体安排下，积极参与该项工作。其中，我校附中王与雄老师作为湖北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人才，坚守教育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连续五年扎根雪域高原，努力浇得教育格桑花的鲜妍盛开。 

“两次进藏，义无反顾”

2017年5月，由湖北省教育厅选派，我作为湖北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干部之一，赴西藏担任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当时这所学校一个年级15个班，第一学期，我们任教的班级，学生成绩年级排名大多数是倒数第一。

有差距就有反思，作为援藏干部，我们可以说是经过了层层选拔，也是带着一颗教育的本心去的，为什么带不出来成绩呢？思考之后，我们发现，可能是湖北和西藏的教学方法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融入西藏，包括气候、风俗、文化等。

思考后我们开始调整，作为学校校长，我们组织援藏教师与在藏教师参加“我为一高发展提建议”活动，双方教师积极参加，建言献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症结，对症下药，第二学期成绩就上来了。在援藏过程中，我们逐渐懂得要先当学生，再当老师。教育援藏，首先要做的不是改变，而是融入。

2019年7月，第一批“组团式”援藏结束，我回到武汉。三年时间太短了，2019年8月，我继续参与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在山南市东辉中学担任校长。2020年5月，我的援藏工作到期，可以结束援藏返回武汉，但是许多工作才刚开了个头，说实话，心有不甘，我主动申请继续援藏。

2020年武汉抗疫期间，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全校师生为武汉捐款，筹款近4万元，我得知消息后很意外，很感动，当时就决定，再次报名参与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义无反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藏5年，如果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便是参与探索出湖北教育援藏“大院校+小组团”模式。在第二批教育援藏过程中，华中师范大学和我们湖北大学等高校对口支援山南市东辉中学，东辉中学连续两年中考成绩全市第一。

东辉中学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寓意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辉的意思。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很好，相当于湖北的水果湖中学。我们来到东辉中学时就说了一句话，“进了东辉门，就是东辉人。”这是一个情感的认同，我们到这里后就是先当学生再当老师，前半年没有推行任何新政策，全部融入到课堂中去，跟老师们交心谈心，实行6个“一”，包括同上一门课，共读一本书，同发一篇文章等等，这让我们融合得很好。半年后，我们拿出了一个三年援藏规划，然后就一张蓝图绘到底。

援藏工作取得很多成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很多藏族师生朋友，其中一位是山南第一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他每天最早到学校，最晚离开，工作非常勤劳，现在已经成长为当地另一所中学的校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藏族的孩子们也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他们的眼睛就像西藏的天空，清澈的、透亮的。

我们总说，老师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影响一个学生一生。其实我想说，在西藏，孩子们的一些细微的行动才是让我们作为老师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东辉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我既担任行政职务，又上数学课，经常中午来不及吃饭。有一天我发现，在办公室窗台上放着一个洗干净的桃子，那是一个藏族学生偷偷送来的，他可能发现我经常吃不上午饭。他们惦念我，我很感念他们，不断鼓励自己，要认真教好他们。

“援藏事业要一茬接着一茬干”

2017年进藏时，我是121斤，回来时是101斤。有一回我回来去姑姑家吃饭，我站在她面前，她问我，“雄（我的小名）怎么还没回来。”知道面前是我后她抱着我大哭，让我不要再进藏了。

每一位援藏的同志都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一人援藏就是全家援藏。但回过头来看，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全国教育援藏每年只选派400名老师，而全国有1600多万人民教师，那么这就是我们这1/4万，每三年选一次，我们就是1/12万，所以我们是幸运的。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使命能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为农民的儿子，勤劳、不怕吃苦，这种精神是父辈们传承给我的，我也想传给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去过西藏，让她在我的学校，跟西藏的同学们上一天课，在宿舍睡一晚觉，在食堂吃一次饭，交一个西藏的朋友，她感受也是很深刻的，后来她的英语老师告诉我，孩子用英语写了一篇作文——《My father is a hero》。

今年7月，我结束了第二次援藏，回到武汉。目前一直在家调养，已经恢复到139斤，也能小跑步一公里左右，但挂念西藏还是比较多。援藏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援藏是为了不援藏，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希望未来还能为曾经战斗过的两所西藏中学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希望能再次返回西藏，换一个身份，换一种心态，感受一下西藏的山川与河流。

      新闻对话      

记者：您是哪一年从湖大毕业的，在湖大附中工作多少年了呢？

王与雄：

我是1993年考入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学校当时出版了一本杂志叫《中学数学》，是全国知名的专业期刊。我特别喜欢做上面的题，也特别崇拜当时的杂志主编江志老师。1997年毕业时，听说作为湖大附中校长的江老师正在招聘教师，我放弃了去省实验中学的机会，应聘到湖大附中当数学老师。江老师也非常器重我，刚去学校就让我带最好的班级，在后面的教学生涯中也注重锻炼我、培养我，后来我带出的学生也获得了全国初中数学联赛一等奖，这在湖大附中目前也是唯一的。

记者：好老师对学生的成长确实非常重要，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您影响深远的大学教师？

王与雄：

大学期间，我的班主任郑玉美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刚上大学时，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本事，除了会做数学题，其他什么也不会。我记得开学第一天，我是73名同学中唯一一名没有自我介绍的学生，因为当时我普通话也说得不好，不敢站起来说。这让郑老师印象非常深，后来他就经常来我们宿舍，和我们聊天，亲和力非常强。

郑老师治学也非常严谨，他的学识非常丰富，教学功底非常扎实，他那时总给我们说一句话，学数学的学生，要么就不做，要做就要严谨认真，把事情做好。同时他也是当时湖北大学文化团的团长，多才多艺，可以说，真让我们感受了只要学好数学，啥事儿都能做好。

大学期间，学文科的同学课余时间搬着板凳去看电影，而我们学理科的学生，基本就是去图书馆写作业。我当时的梦想也就是像我老师那样，当好一名数学老师。

记者：从1997年到2017年，您在附中当了20年的数学老师，接着又赴西藏援藏5年，都是从事教育事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王与雄：

感受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感受就是，我意识到一个人碰到一个好老师会影响一辈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一批一批的好老师，这个民族国家才有希望和未来。不同的感受在于，西藏的教育发展和内地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援藏需要一批理想信念坚定、拥有真正教育情怀、勇于奉献甘于寂寞善于团结的教师，和在藏教师一起手拉手心连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使西藏基础教育早日达到内地水平。

记者：当前，湖北大学正坚定不移发展师范教育，其中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发展附属学校，对此，您有什么期待？

王与雄：

我非常期待，也非常自豪。我是湖大培养出来的中学教师，当前，我身边有许多的同学都成长为湖北中小学教师中的佼佼者，母校也有一大批校友成长为优秀的中小学校长、行政干部，这说明母校师范生培养是有实力和底蕴的。立足当下，我希望母校能为附属学校的发展定位指向，关注小学、初中和高中一体化发展，关注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素养，培养引进一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学历年轻教师，使附属学校的发展能匹配上母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