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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渝:为党写史 立学述论

来源:湖北大学报 作者:文/记者 吴珊 记者团 李逸 编辑:史健桥 时间:2019-12-24 字号: 【大】 【中】 【小】


田子渝教授与夫人唐溦合影 资料图片

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文件,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田子渝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8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廿年前高考落榜田子渝,今日里自学成才副教授”的新闻,让当年40岁的田子渝激动不已。如今,30余年过去了,田子渝早已成为湖北大学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等等,“而那时因科研突出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又被人民日报报道后的激动之感,此生不复。”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从1975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到如今出版图书20余本,发表文章500余篇。对科研的执着和热爱让他找到了一条矢志不渝的奋斗之路,更成就了他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终身理想。

“科学研究无非就是四个词———兴趣、方向、原则和态度。兴趣是最好的启蒙老师,方向是指路灯和航向标,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吃苦耐劳的态度是科研成功的保障。”田子渝说。

兴趣为师,科研路上葆初心

少年时期的田子渝,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特別是与湖北相关的历史图书。读中学时,他爱读屈原,感悟楚人精神。陆羽、米芾等在中国思想的天幕上灿烂辉煌的群星,成为田子渝人生的表率。

1965年高考落榜后,田子渝先后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和武汉胜利中学求学、教书。任教期间,他广泛阅读。1974年武汉图书馆开放后,每周日放假时他就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到那里泡一天。

田子渝对武汉历史尤感兴趣。他曾看到一本关于茶叶故事的书,记载18世纪70年代,俄国商人在武汉开办顺丰茶厂,建起武汉第一座近代工厂。依此线索,他到汉口沿江大道车站路口、兰陵路等地调查,写成一篇关于俄商在武汉的茶叶贸易的文章,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那篇文章让我获得了20元的稿费,当时我的月薪才30元,于是就请家人和朋友大快朵颐了一番。”田子渝回忆。

1979年,田子渝再次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五四运动在武汉》。因兴趣写就的这两篇文章,竟成了他入职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敲门砖”。1980年,他登上了大学讲台。

“科研的起步是兴趣,兴趣又是科研的不竭动力。”田子渝说,他大半辈子从事科学研究,从未将其作为任务或者工作,始终提醒自己保持初心和单纯的求知欲,不断思考和探索。

他认为,科研不仅体现高校教师的人生价值,也是课堂教学的源头活水。教师要学会培养自身科研兴趣和科研意识,“有的青年教师搞科研很痛苦,带着枷锁跳舞是不行的。”

明确方向,情系武汉出成果

1986年,田子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恽代英传》,该书与任武雄、李良明合著撰写,是我国目前第一本详尽介绍恽代英生平革命活动的专著。

“这是我科学研究的正式开端。”田子渝说。多年来,从对恽代英的研究到对李汉俊、董必武的研究,再到对武汉民国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他的研究过程就像一棵树苗,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选择科研方向要考虑两点,一是选题意义,二是选题可能性。”田子渝说。多年前,他的科学研究从武汉的历史名人出发,首先就是考虑到对这座城市的研究意义。“武汉是具有3600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城,是中国现代化摇篮之一,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重镇———近代中国三次革命的中心:首义之区、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

“选题有意义,还要有可能。我从6岁就在武汉生活,长在这里,学在这里,足不出户观天下。”在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中,田子渝的研究方向不断凝练。他早期的代表作《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获得了2001年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这是我国党史界的最高科研奖。他承担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专题,其中,对李汉俊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中共创建人物研究的空白。

查阅大量珍贵史料后,田子渝对武汉地区民国史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与人合作撰写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获得湖北社科一等奖,被认为是湖北民国史研究的标志性的成果。他还撰写、编辑了《湖北解放战争史》(合著)、《五卅运动在武汉》等。

在此基础上,2012年田子渝与李良明、蔡丽、徐方平等教授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专著,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实事求是,踏遍山河寻真知

1979年,田子渝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在武汉》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学术生涯尝到的第一个教训。

这篇文章刊发后,田子渝在《江汉论坛》上读到一篇由武大、华师的教师合写的另一个版本《五四运动在武汉》的文章。田子渝将两篇文章对比后发现,自己的文章多处细节有误,“我当时对史料的调查仅限于武汉图书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成的。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北京,开展了一年多的调研,他们的史料非常详实。”

此后的科研中,他非常注重一手资料的收集。“我是研究历史的,史料是历史的灵魂,必须以档案、报刊等第一手资料为主。”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武汉五四运动史》。在后记中,他写道:“近二十年来,我已记不清楚到北京、南京、上海的次数了,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一遍又一遍地阅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觅。”

在研究李汉俊的过程中,田子渝将他的活动放在特定环境里,进行实事求是的观照。他采访烈士生前的战友、亲属,远赴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多地寻找史料。从1980年开始关注李汉俊到1997年写成《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整整用了17年。

多年来,田子渝的足迹遍布海内外,穷搜到了散藏在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手中的200多部文本,其中第一版达到70%。“找到了文本,研究就有了基础,研究水平就能走向全国前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后,田子渝总结道。

自1987年破格升为副教授之后,1992年,田子渝顺利获评教授,后又兼职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等。2014年,68岁退休的田子渝先后成为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宣传普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7年,湖北大学打破常规,返聘他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吃苦耐劳,吹尽狂沙始到金

2017年春节期间,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梁伟年到田老家中拜访,看到房间两面满墙的历史资料,他提议田老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成册。很快,以田子渝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成立,开始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出版。选集是从田子渝掌握的200余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著作文本中,精选92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广泛传播影响和独特思想价值的文本汇编而成的,按其内容特点分为四编。首批出版的是选集第一编“经典著作”3卷,将1920—1927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中文译作收录齐全。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选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早期著作文本就是传播的载体。可以说,《选集》从文本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田子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文本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是马藏工程的起点,是“红色四库全书”的开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

“30多年来我们到处搜集。”田子渝说,这套书见证了他多年来为研究党史远赴海内外搜集史料,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他到美国3次,搜集了陈公博192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硕士论文复印件,上面记载了“一大”的情况;到斯坦福大学搜集到汉口192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数次到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内珍藏民国图书较多的城市。搜集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找到史料的地方,在扬州某中学的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大革命时期《武汉评论》纪念列宁专刊。

田子渝说,寻找史料的过程就像寻找宝藏的过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每当我们翻开布满灰尘、散发着浓烈气味、已经变得脆黄的报刊时,就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是在翻开一部被封存的历史,由于我们的努力,它得以重见天日。其间的艰辛和喜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在《李汉俊》一书的后记中,田子渝如是说。

“我原本只有高中文凭,是湖北大学不拘一格录用了我,后又破格聘我为副教授,我也是学校首批报到省里评的二级教授,一路走来,学校对我有恩,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教学科研。”田子渝介绍,当前,选集编纂团队正在紧张地整理第二编海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全部24卷200余本,将于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出齐,总计约有28000余页,1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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