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文件，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田子渝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田子渝教授与夫人唐溦合影

198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廿年前高考落榜田子渝，今日里自学成才副教授”的新闻，让当年40岁的田子渝激动不已。如今，30余年过去了，田子渝早已成为湖北大学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等等，“而那时因科研突出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又被人民日报报道后的激动之感，此生不复。”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从1975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到如今出版图书20余本，发表文章500余篇。对科研的执着和热爱让他找到了一条矢志不渝的奋斗之路，更成就了他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终身理想。“科学研究无非就是四个词———兴趣、方向、原则和态度。兴趣是最好的启蒙老师，方向是指路灯和航向标，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吃苦耐劳的态度是科研成功的保障。”田子渝说。

兴趣为师，科研路上葆初心

少年时期的田子渝，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特別是与湖北相关的历史图书。读中学时，他爱读屈原，感悟楚人精神。陆羽、米芾等在中国思想的天幕上灿烂辉煌的群星，成为田子渝人生的表率。

1965年高考落榜后，田子渝先后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和武汉胜利中学求学、教书。任教期间，他广泛阅读。1974年武汉图书馆开放后，每周日放假时他就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到那里泡一天。

田子渝对武汉历史尤感兴趣。他曾看到一本关于茶叶故事的书，记载18世纪70年代，俄国商人在武汉开办顺丰茶厂，建起武汉第一座近代工厂。依此线索，他到汉口沿江大道车站路口、兰陵路等地调查，写成一篇关于俄商在武汉的茶叶贸易的文章，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那篇文章让我获得了20元的稿费，当时我的月薪才30元，于是就请家人和朋友大快朵颐了一番。”田子渝回忆。

1979年，田子渝再次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五四运动在武汉》。因兴趣写就的这两篇文章，竟成了他入职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敲门砖”。1980年，他登上了大学讲台。

“科研的起步是兴趣，兴趣又是科研的不竭动力。”田子渝说，他大半辈子从事科学研究，从未将其作为任务或者工作，始终提醒自己保持初心和单纯的求知欲，不断思考和探索。

他认为，科研不仅体现高校教师的人生价值，也是课堂教学的源头活水。教师要学会培养自身科研兴趣和科研意识，“有的青年教师搞科研很痛苦，带着枷锁跳舞是不行的。”

明确方向，情系武汉出成果

1986年，田子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恽代英传》，该书与任武雄、李良明合著撰写，是我国目前第一本详尽介绍恽代英生平革命活动的专著。

“这是我科学研究的正式开端。”田子渝说。多年来，从对恽代英的研究到对李汉俊、董必武的研究，再到对武汉民国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他的研究过程就像一棵树苗，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选择科研方向要考虑两点，一是选题意义，二是选题可能性。”田子渝说。多年前，他的科学研究从武汉的历史名人出发，首先就是考虑到对这座城市的研究意义。“武汉是具有3600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城，是中国现代化摇篮之一，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重镇———近代中国三次革命的中心：首义之区、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

“选题有意义，还要有可能。我从6岁就在武汉生活，长在这里，学在这里，足不出户观天下。”在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中，田子渝的研究方向不断凝练。他早期的代表作《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获得了2001年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这是我国党史界的最高科研奖。他承担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专题，其中，对李汉俊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中共创建人物研究的空白。

查阅大量珍贵史料后，田子渝对武汉地区民国史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与人合作撰写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获得湖北社科一等奖，被认为是湖北民国史研究的标志性的成果。他还撰写、编辑了《湖北解放战争史》（合著）、《五卅运动在武汉》等。

在此基础上，2012年田子渝与李良明、蔡丽、徐方平等教授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专著，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实事求是，踏遍山河寻真知

1979年，田子渝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在武汉》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学术生涯尝到的第一个教训。

这篇文章刊发后，田子渝在《江汉论坛》上读到一篇由武大、华师的教师合写的另一个版本《五四运动在武汉》的文章。田子渝将两篇文章对比后发现，自己的文章多处细节有误，“我当时对史料的调查仅限于武汉图书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成的。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北京，开展了一年多的调研，他们的史料非常详实。”

此后的科研中，他非常注重一手资料的收集。“我是研究历史的，史料是历史的灵魂，必须以档案、报刊等第一手资料为主。”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武汉五四运动史》。在后记中，他写道:“近二十年来，我已记不清楚到北京、南京、上海的次数了，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一遍又一遍地阅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觅。”

在研究李汉俊的过程中，田子渝将他的活动放在特定环境里，进行实事求是的观照。他采访烈士生前的战友、亲属，远赴北京、上海和日本等多地寻找史料。从1980年开始关注李汉俊到1997年写成《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整整用了17年。

多年来，田子渝的足迹遍布海内外，穷搜到了散藏在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手中的200多部文本，其中第一版达到70%。“找到了文本，研究就有了基础，研究水平就能走向全国前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后，田子渝总结道。

自1987年破格升为副教授之后，1992年，田子渝顺利获评教授，后又兼职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等。2014年，68岁退休的田子渝先后成为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宣传普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7年，湖北大学打破常规，返聘他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吃苦耐劳，吹尽狂沙始到金

2017年春节期间，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梁伟年到田老家中拜访，看到房间两面满墙的历史资料，他提议田老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整理成册。很快，以田子渝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成立，开始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出版。选集是从田子渝掌握的200余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著作文本中，精选92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广泛传播影响和独特思想价值的文本汇编而成的，按其内容特点分为四编。首批出版的是选集第一编“经典著作”3卷，将1920—1927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中文译作收录齐全。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选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早期著作文本就是传播的载体。可以说，《选集》从文本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田子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文本的收集、整理与出版，是马藏工程的起点，是“红色四库全书”的开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

“30多年来我们到处搜集。”田子渝说，这套书见证了他多年来为研究党史远赴海内外搜集史料，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他到美国3次，搜集了陈公博192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硕士论文复印件，上面记载了“一大”的情况；到斯坦福大学搜集到汉口192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数次到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内珍藏民国图书较多的城市。搜集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找到史料的地方，在扬州某中学的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大革命时期《武汉评论》纪念列宁专刊。

田子渝说，寻找史料的过程就像寻找宝藏的过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每当我们翻开布满灰尘、散发着浓烈气味、已经变得脆黄的报刊时，就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是在翻开一部被封存的历史，由于我们的努力，它得以重见天日。其间的艰辛和喜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在《李汉俊》一书的后记中，田子渝如是说。

“我原本只有高中文凭，是湖北大学不拘一格录用了我，后又破格聘我为副教授，我也是学校首批报到省里评的二级教授，一路走来，学校对我有恩，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教学科研。”田子渝介绍，当前，选集编纂团队正在紧张地整理第二编海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全部24卷200余本，将于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出齐，总计约有28000余页，1300万字。

原文链接：《湖北大学报》http://hubu.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329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