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记得在听朱先生的一次课时，朱先生讲到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来赞美严子陵，后易“德”为“风”，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求得音韵的和谐与婉转。我就借用其中的一句来表达对朱先生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之情吧！
                                             
   朱祖延，1922年生，著名辞书学家、文献学家。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曾任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主持国家大型文化建设工程多项，其中辞书类著作主要有《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引用语辞典》、《引用语大辞典》等，为我国辞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获中国辞书协会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著名语言学家朱祖延先生于2011年12月17日离世，心里在哀痛、伤感之余，总觉得要写点什么。
   在上世纪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大学中文系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充满了诗文歌赋、风花雪月，在其内则以高谈理想、心性、方法、流派为时尚，新名词迭出横飞，年轻学子无不趋之若鹜，唯恐落伍或显得“老派”，随便套用一个方法，一知半解地读了几本书、知道了几个洋名就敢写文章。到了90年代末以至新世纪，人们又一窝蜂地开始景仰起陈寅恪、钱钟书等大师，以他们为偶像。然而，有这么一个群体，大约因为专业的性质使然，向来是默默无闻的。虽然寂寞，但在某一时期，突然拿出一部东西或一篇文章出来，却总是沉甸甸的，那就是各高校中文系的语言文字专业或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比如80年代中后期两部大辞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问世，就一改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大国家，小词典”的状况，即使在今天看来，其历史功绩与分量都是无可估量的。而其中《汉语大字典》正是集中了湖北、四川两省语言学界的学者耗费十余年之功编撰而成，朱祖延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肩负了重要的领导职责与编撰任务。
   也许是自身的天资局限与性格使然，我对于这种硬碰硬、拼内功、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学问心里的确有些打憷，在本科期间学习“工具书检索”、“文字学”、“训诂学”等课程时属于懵懵懂懂、勉强应付的状况。直到90年代初我到湖北大学读研，有幸认识了朱先生，听朱先生当面讲了几次课后，才明白任何学科都有它的规律，并且在长期的参悟与把握中也同样可以把它视为一门艺术而达到一种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地。湖北大学是由原来的老武汉师院改名而来，成立时间虽早，但在高校领域确属籍籍无名，莫说在全国，就是在湖北、在武汉，恐怕都不是一流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的校园里当时充溢着一种欣欣向荣的生气，或者说别有其独特的氛围。记得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论起校园的风景：“大学校园里面，有学问，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很可能真的就是校园里面绝好的风景。”湖大当然不可能像北大那样有那样多的名家耆宿，但在古籍整理方面有朱先生多年苦苦经营的规模局面，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有冯天瑜先生领衔的团队，在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有敢为人先的张国光先生等，一时盛景，足令湖大学子心向往之。那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于读书、对于学问的追求都是虔诚的，也都被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所感染。平时学校的活动很多，各种讲座不断。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认识了朱先生。
   迄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暑天的上午，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师兄急匆匆地跑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去朱先生家。我一听吃了一惊，边收拾书包边往外走。路上得知，原来是导师请朱先生给师兄和我专门讲一讲中文工具书的使用，从今天开始，一星期一次，共讲三次。我不禁喜出望外，真有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到了朱先生家里，他站在客厅里微笑着迎接我们。我们知道他几年前因常年辛劳、特别是编撰完《汉语大字典》后就患上直肠癌，不得已做了切除手术，因而不能久站，因此急忙上前扶他坐下。问候了几句后，我们即来到朱先生的书房，开始听朱先生授课。朱先生的书房素雅简朴，四壁的书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辞书及古代典籍。听朱先生讲课，很快即觉得朱先生那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仿佛有特殊的魔力，在娓娓从容的表述中透着一种优游不迫的风度与博洽广识的风范。他说，汉字是形音义相统一而重在表意的文字系统，在我国的辞书史上，如果说《尔雅》是最早的同义词典，是从词义相近的角度来编撰的辞书；而《广韵》是最早的同音词典，系以相同韵部的原则来编撰的辞书；那么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可以视为我国最早的从偏旁部首出发，据形释义，分类别居，是具有现代词典雏形的辞书，因此值得格外重视。接着朱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学习和研究《说文解字》的各种常用书籍，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而每当介绍到一本书时，朱先生几乎总是能够凭借准确的记忆，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指点给我们看。在我平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如此渊博的学者高屋建瓴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史做出如此透彻而精妙的阐发，真是如沐春风，心旷神怡，两个小时的课程，似乎眨眼间就过去了。
   在上课中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的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当朱先生在为我们介绍《汉语大字典》时，分别用了“大”、“字”、“典”三个字来说明。《汉语大字典》在体量规模上、在收字数量上、在释义内容的准确与体例的规范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代表了当今汉语言学界的最高水准。当说起这些时，朱先生脸上露出欣慰之情，让我久久难忘。不用说，这里面不知凝聚了他和同仁们的多少心血。另一个是当朱先生介绍到晚清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时，给我们说起湖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组织编撰类似《说文解字诂林》的一部大书，即《尔雅诂林》，说的时候朱先生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说我们集体的力量，应该能够胜过一个人的单枪匹马。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和留心，因为我知道编这样一部书，即使下大力气动真格的，没有七八年功夫也休想见到成果，所以心里多少有些存疑。而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汉语大字典》刚刚进入文字稿编写阶段时，朱先生就有一个想法，要像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那样，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集中起来，编一部《尔雅诂林》，对两千年来的《尔雅》研究作一个大总结，为《尔雅》的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方便。历经十四个春秋，又忍受无数的磨难与煎熬，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总共六大卷、一千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尔雅诂林》终于编著完成，并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这个时间距离我当面听朱先生讲这件事的日子差不多已过了十年，我也早从湖大毕业并到外地工作。
   我们平时写文章或编辑文稿常会为一句话、一句诗的出处犯难，而朱先生曾为响应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的号召，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引用语词典》，共70万字，1994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随着从典籍中发掘的引用语日益增多，朱先生又花了6年时间，将原来的70万字扩增至170多万字，编成《引用语大词典》，2000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平常寻找诗文、常用词、俗语、熟语、谚语等语句出处的问题，而且通过对汉语引用语语源及其涵义的历史衍化规律的展示，体现了辞典编纂法的创新，使一般工具书意义上的词典向着可读性、学术性方面迈进了一步。我专门托朋友到出版社为我买了一本，此后这本书伴随着我，对我从事编辑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当然，评价朱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不是我这样的浅陋之辈所能胜任的。我想说的是，首先朱先生的个人著述并不多，我所知道的仅《北魏佚书考》、《古汉语修辞例话》及一些论文集。以朱先生的渊博学识，如果要为自己谋求功利，多在个人著述方面花费一些心思，定会取得更高的社会声望与知名度，也一样会写出传之后世的著作，而相对于工具书编撰工作的寂寞冷清与琐碎辛劳，何者“性价比”更高是一目了然的。难道朱先生不懂得这些吗？不，绝非如此！这就是精神境界！
   其次我要说的是，因为所处学校地位的限制，博士点批得很晚也很少，因此虽然以朱先生的资历与学问，给当今一些博导当导师都够格，但朱先生生前就只带过硕士研究生。但从朱先生的嘴里我从未听到他对此有半句怨言，我们见到的朱先生始终是慈祥的、微笑的、乐观的、从容的，今天思之，犹在眼前。
   朱先生生前仍在从事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中的《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工作。该工程于1994年启动，朱祖先生以古稀之年担任主编，带领武大、华中师大、湖大三所高校的学者们，编纂《音韵分典》、《文字分典》、《训诂分典》。他是已经将全身心投入到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建设与传承上。记得在听朱先生的一次课时，朱先生讲到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来赞美严子陵，后易“德”为“风”，即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求得音韵的和谐与婉转。我就借用其中的一句来表达对朱先生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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