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新闻人，以笔作枪，家国天下，为情怀；
半生为学者，执教讲台，开创研究，是责任。
黄邦和（1920—），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国内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经历过上世纪前半叶思潮激荡、战乱不断年代的他，亦曾是以笔作枪、针砭时弊、鼓舞国人抗战的新闻工作者。建国后，国运跌宕，他和众多刚直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磨难。改革开放初期，他率先在湖北大学创立“巴西史研究室”,开启了中国研究巴西史、拉美史之先河。他曾参与创立中国第一个拉美史研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份《巴西史资料》,为湖北大学争取到了首批硕士授予点之一的拉美史硕士点,培养了文革后中国第一批拉美史硕士生，其中许多已成长为当前中国拉美史学界的中坚力量。
新闻人生：青年有为，热血救国
1940年，校名取义为“大中至正”的国立中正大学在抗战后方江西泰和县创建。黄邦和作为第一届学生就读于该校中文系。时值抗日战争进入多方势力并存的战略相持阶段，大学给思想活跃、心系家国民族的有志青年提供了活动空间。风华正茂的黄邦和在大学期间放眼天下、关照家国，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并和校友们创办、主编了《正大青年》月刊。因强烈的爱国倾向、激烈的言辞和在学生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他在大三时被学校勒令退学。
恰巧《大刚报》在招聘，也因为生活急需开销，黄邦和便报名同400多个应聘者一起参加考试，最终仅他一人脱颖而出，成为报社的一名校对编辑。但他内心始终希望把大学读完，时任主编也很支持，于是他考取了中山大学政治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学习。其间又几经波折寻找到因战乱失散多年的爱人施亚光，两人便同到《大刚报》工作。凭借对新闻的敏锐度、针砭时弊的态度和出色的业绩，黄邦和从校对开始，当记者、做编辑直至副总编。
1944年6月，日寇为了全面打通湘桂、粤汉两条铁路线，大举挥兵南进，几天之内连陷长沙、株洲、湘潭，逼近衡阳。黄邦和同《大刚报》人一起拆卸机器，挥泪西去，经过湘桂路上的颠沛流离，于7月10日在柳州复刊。报社一连发表《当前战局检讨》之一至八篇，评论战局，鼓舞士气，并与郭沫若的演剧四队、九队以及田汉的新中国剧社等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国旗献金运动”，一日之内募集到739万元现金及珠宝实物等，当天就购买了实物分寄至抗日部队。当衡阳保卫战惨烈进行之时，7月18日，《大刚报》将刊有《致敬衡阳》和《北望衡阳》专文的报纸加印300份空投给衡阳守军，以鼓舞士气。但8月9日衡阳还是沦陷了，日军几乎未受阻挡地一路奔袭桂林，柳州形势大变，民众仓皇逃难。夹杂在被轰炸、饥饿和时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千万难民中，黄邦和与大刚报编辑部、经理部的人员保护着机器设备，从柳州向贵阳艰难迁徙。一路上人力推车，历经全部财物被盗、被溃逃散兵殴打……风餐露宿多日之后，终于到达贵阳。未做休息调整，《大刚报》就在贵阳复刊。著名报人、国际问题评论家金仲华在复刊号上写道：“在几年来西南战局发展中，《大刚报》是我最钦佩的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像一支坚强的军队，在艰苦的战斗中转进。”《大刚报》以一篇篇社论、消息、通讯、杂文、诗歌，痛陈时局、传递信息、代言民心，受到民众欢迎。此外，黄邦和作为采访部主任，和社长毛健吾一起邀请了著名剧作家、艺术教育家熊佛西主持副刊，逐渐开辟了宣传抗战和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一方重要阵地。
在湘桂线大撤退的流民队伍中，有许多坚持抗敌的知名文化人。为救助这些文化精英，由田汉和熊佛西出面，以《大刚报》为支柱，黄邦和与欧阳柏等人具体操办，临时成立了“文化人救济委员会”，举行义卖和募捐筹款。第一批救助人员就有70余人。不久，成立“西南文化垦殖团”（简称文垦团），由田汉和熊佛西分别担任正副团长，黄邦和担任秘书长。文垦团成员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才智与特长，以学术报告、写作、绘画、歌唱、演剧为武器，为抗战竭尽心力。
抗战胜利后，黄邦和调任《大刚报》上海办事处主任，以社长名义申办了实为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刊物——《文萃》杂志。期间，他曾在庐山停留，对蒋介石政治集团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相关报道，见证了“重庆谈判”的不少细节，采访了国共和谈及马歇尔九上庐山“斡旋”的全过程等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于1947年就此出版了两本通讯特写集。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文萃》杂志被查封，黄邦和逃离上海来到武汉，参与主持《大刚报》武汉版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共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在武汉的地下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刺探情报、组织起义、护厂护城，为迎接解放做出了贡献。
1952年，武汉《大刚报》并入《长江日报》。黄邦和先后担任编委、总编室主任、编辑部主任、国际部主任等职。
拉美研究：挑担子，钻进去，深爱之
1962年，黄邦和奉调至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当时隶属于武汉市）担任教师。武汉师范学院当时正在建立历史系，黄邦和所长虽不在历史专业，但被分至历史系从事历史研究后，没有任何异议，一头扎进去学习钻研。
黄邦和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拉美史研究、尤其是巴西史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于是结合我国国情，颇有远见地提出，要研究对当时中国发展可资借鉴的巴西现代化。中国是东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有诸多共性，可以相互借鉴、学习。而且，巴西步入现代化航道要比中国早100多年，中国要谋求发展，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学习。黄邦和前瞻性地将忧国与学术相结合，一如当年一样，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久，黄邦和作为武汉师范学院代表，参加了湖北省世界史学会的会议，并针对研究巴西史方向进行了发言，获得了现场学者们的肯定和称赞。巴西史研究项目得到教育部的重视，获得专项经费，学校获得帮助成立了“巴西史研究室”。为培养后继青年学子，他在武汉师范学院建立了中国首批拉美史硕士点之一。此后，研究巴西史、拉美史方向的人才队伍也从黄邦和1人，逐渐扩大到4人、8人、14人，这其中就有他用心培养的后继青年弟子。
黄邦和在“巴西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又在国内首先联合其他拉美研究学者、机构一起，共同创设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先后担任了研究会秘书长、副理事长的职务，主持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黄邦和多年来奋战在拉美史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在他的带领下，巴西史研究室的工作最终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和肯定。
搜集、整理资料是研究的前提。在那个缺乏与拉美史研究相关文献的时期，黄邦和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巴西史及拉美史方面的资料，并网罗一批人才，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梯队。如在学校的支持下，本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引入了多名掌握俄语、西语或葡语等语言，同时又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才，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加强了拉美史研究方面的力量。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镇强副教授，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被黄邦和发掘后，几经周折调入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他从事世界史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同时亦参与拉美史巴西史的研究工作。在网罗人才的基础上，黄邦和与他组建的团队一起细致地进行资料的整理、分类，汇编了《拉丁美洲全国研究书目》，创办和主编了《拉美史研究通讯》，首次在国内出版了《巴西史资料丛刊》，开启了国内巴西史研究的先河。黄邦和及其团队在巴西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所进行的资料搜集、整理等基础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们进行巴西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
黄邦和对拉美史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与肯定。1986年，他参加了中国学者代表团，应邀到美国讲学。他醉心研究，笔耕不辍，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要核心刊物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巴西史以及拉美史研究的论文，并出版了《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半球会合的世界影响》一书，该书汇集了中国学者多年来关于哥伦布划时代航行、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学者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也为“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黄邦和通过巴西史及拉美史的研究，一直思考未来中国该如何前行与发展。除此类学术著作外，他还与人合编了《大刚报史》、《中外历史名人辞典》、《中外关系史辞典》、《中外历史简明辞典》等著作。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拉美史的编委。
顾家育人：慈爱“人父”，柔情人夫
黄邦和不仅醉心学术研究，对子女和学生的教育也很用心。或许正是受此影响，其后辈们全都进入了教育领域工作。黄邦和对学生的关心和细致不止于学业，在生活中，他也给予了慈父般的关怀。在平时的生活中，他留意到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就会尽力资助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费，让学生安心把书读完。那时他带的研究生比较少，经常会在家里给他们上课，下课后就会留下他们一起吃饭，时常亲自下厨，把学生当作家人一样对待。他带的研究生有不少在毕业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每当有学生谈恋爱后，他会让学生把对象带给他看看，就像父亲对子女的终身大事把关一样认真。学生毕业找工作时，他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尽力提供帮助。1990年，70岁的黄邦和正式离开教学工作岗位，但学生有问题时还时常找他求教。在之前带过的研究生里，还有人会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寄回来请他点评。诸如此类的学生求教，黄邦和都会认真仔细、逐字逐句地审读，并给出意见建议。
黄邦和的夫人施亚光是上个世纪典型的知识分子，虽为女儿身，但一样参加革命，奔走前线，撰稿写文，巾帼不逊须眉。她从骨子里带出来的那种南方姑娘的温柔安静和从小作为大家闺秀培养出的知识文化、琴棋书画的素养深深吸引着黄邦和。两人自中正大学相识，携手相伴数十年，感情极深。这中间虽然经历了时代变迁带来的种种苦难：战争将彼此分开，文革受尽磨难，但两人的真情从未动摇、愈久弥坚。婚后的岁月里，黄邦和对妻子百般呵护，尽量不让妻子做家务。闲暇时，施亚光会读书、画画，或是和学校里其他老教授的太太们一起打麻将，输了的就赋诗一首。
晚年怡情：笔耕不辍，研习不已
“活到老、学到老”可谓黄邦和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涉猎各领域的知识。家中有一个摆满书架的书房，收藏着各方面科学典籍、文献资料以及文学著作等，这些书他都翻阅或精读过。当儿孙们问及藏书方面的问题时，黄邦和总能凭借惊人的记忆力说出“什么书在什么书架”，准确指出在书架的第几排哪个位置甚至具体到某个章节。
即便是步入九十岁高龄，黄邦和依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谈吐思维甚为清楚。他每天要花上六个小时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不减当年。建国六十周年前夕，他还写下一篇五千多字回忆参加开国大典采访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主办的杂志《纵横》上。如今家中仍留存有许多他退休后所撰、但未发表的论文手稿。这些手稿大体分成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抗战的，一部分是关于新闻的，还有一部分是有关教学科研的，其中不少颇有价值。黄邦和有时会慨叹这些未发表的论文如何处置，又苦于自己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整理归类。他交代子女说：“等我百年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给需要的人做资料参考吧。”
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黄邦和这两年渐渐地不再写文章，但是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未变。他十分爱看报纸，前些年精力尚充沛时，家里征订报纸多达十余份，他都会细致阅读，即使是“小豆腐块”的内容都会看。有时候发现了报纸上的错别字或是错误的标点符号，他还会致电报社去纠错。现在黄邦和更关注国家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有时候也会查看网络信息，了解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也会对不同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激动起来，子女们担心他的身体，总会提醒他只看文章，少说话。现在躺在病床上的黄邦和，剪刀都快拿不动了，还是会说：“别动报纸啊，我看完还要剪报。”
2001年，81岁的黄邦和曾因心脏病突发在死亡线上挣扎过一回。好在武汉亚洲心脏医院为他成功搭了四根桥。以如此高龄取得手术成功在国内也是首例。术前，他说不管成不成功，都可以给医生们在心脏手术方面积累更多经验，并和妻子一起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希望自己去世后还能为中国的医学教育做一点贡献。
九十七年风雨兼程，虽历经坎坷，但黄邦和坚守从未动摇，无论是做针砭时弊、见证历史的新闻人，还是做拉美研究、教书育人的学者教授，均如此。黄邦和近一个世纪里的见证与经历，仿佛就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当把他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时，他无愧于心，无愧于历史。如今百岁可期之际,他的人生状态一如苏东坡在《定风波》中所表达的淡然：“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们亲耳聆听了黄老讲述当年武汉师范学院在拉美史研究领域人才汇聚和创造过的辉煌，既是一次“湖大故事”的挖掘过程，又是我们几位同学一次宝贵的教育实践体验，我们收获、感悟良多。
（通识教育学院学生团队成员：新闻传播学类2015级李天舒、郭皓楠，历史学2015级陈逸飞、王玉雪、陈如雅、曾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