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堂在哲学领域学习、工作已近30年，多年来，他醉心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伦理学和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八部，在国家级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主持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在内的各项科研课题。其学术成果曾多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和良好的学术声誉。同时，他见证了湖北大学哲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从哲学研究所到哲学系，再到今天的哲学学院，于他而言，哲学学院就是陪伴他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朋友和伙伴。

艰难求学，山村里飞出金凤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最脍炙人口的七绝之一。而我们的主人公正是出生于这“千里一日还”的湖北省江陵县。

江陵县，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长江中游荆江北岸，因 “地临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而得名。江陵县历史悠久，境内河湖纵横、风光秀美。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于江陵长于江陵的先生一生钟情于美学，与故乡山水之滋养不无关系。但是，这旖旎的山水并没有给予他一个特别幸福的童年。

先生关于童年的记忆并不美好。他出生的1964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整个社会笼罩在封闭和保守的阴霾里，中国农村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先生生在五口之家，尽管父母日日辛勤劳作，却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为了供他上学，姐姐和妹妹不得不辍学。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令他唏嘘不已。

为了供其读书，父母编织虾笼到外面卖。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搞商品买卖，如果发现私人经济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因此编织虾笼只有摸黑进行。父亲把种在自家后院的竹子砍掉，削掉竹皮，劈成竹条，先生将竹条递给母亲，由母亲编织成虾笼，然后拿出去卖。一个虾笼卖到两块钱，但是要花上一家人10天的时间才能编出。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彼时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更多时候他们连煤油灯都不敢点。所有的工序都是在黑暗中进行。每当听到敲门声，全家人一阵胆战心惊，慌乱中将“作案”工具全部遮起来。由于是晚上作业，父母和先生的手经常会被锋利的竹条划伤。回忆起过去的艰苦岁月，先生的眼眶红了，他无意识地看了下自己的手，仿佛就在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多，直至先生到江陵中学读高中才告一段落，但是这段经历却影响了他一生。“苦难对于懦弱的人是万丈深渊，对于能干的人却是一笔财富”，童年的磨难使先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砥砺他不断前行，在今后的岁月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想起全家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编织虾笼的情景。

八十年代的江陵中学条件极其艰苦。宿舍就像一个大礼堂，其间紧密摆放着几十张上下铺，住着上百号学生。宿舍的地面是土地，极易走潮，像泼了水一样。到了夏季闷热潮湿，宿舍像一个大蒸笼；在冬天，宿舍则阴冷透风，寒气逼人。教室的窗户都是破的，用纸随便糊着，大风吹过就猎猎作响，和室外喧嚣的环境形成共鸣。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凭着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先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1983年的高考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名副其实的“状元”。在那个年代，考取大学是十里八村的一件盛事，乡亲们的赞誉和父母的期许让先生倍受鼓舞。

填报志愿时，在家人的建议下，先生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按照家人朴素的理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走得近，毕业之后可以做官。尽管先生最后没有走上仕途，却因此和哲学结下了不解情缘。先生在这片思想的乐园里辛勤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

醉心美学，拎着10篇论文报考武大博士

在北师大，先生注意哲学修养的全面提高，但对美学形成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四年充实的学习，凭着优异的表现，他被分配到湖北大学，担任湖北大学学报编辑。当时共有4名同学被分配到湖北，先生的单位是最好的。醉心于学术的他对于自己的单位充满期待。

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更名为湖北大学；1987年，先生进入湖大，学校百业待兴，条件简陋。校园被农田包围，只有正门（现西北门）一条小路与车辆厂相连，这也是湖大连接外面世界的唯一一条通道。为此，很多人笑称湖北大学“没有出路”。而现在湖北大学处于武汉市内环核心区域，交通便利，时代的进步为学校发展插上了翅膀。

入职以后，先生担任哲学编辑。他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奉献给学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现资源环境学院二楼），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哲学著作。厚积薄发，这段经历为先生今后治学提供了丰沃的给养。

当时先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习惯——每周五必去投稿。他的笔记本上只记有无数期刊杂志社的投稿地址以及专栏信息。他仔细琢磨这些杂志社对于稿件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地写作和投稿。当时写作条件很差，所有论文只得手写，然后邮寄出去。每次写作，先生都会将复写纸放在信纸下面，一份投向出版社，一份留做底稿。校园内的邮局是先生时常光顾的地方，就算现在看到那绿色的邮筒依旧倍感亲切。先生刚参加工作的头五年间先后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10篇论文，所有的主题都是关于美学。

1990年，先生萌发考硕士研究生的念头，但是当时的湖大并没有哲学硕士点，也没有美学专业，与之相近的只有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点。彼时中文系文艺学专业云集周勃、郁源、邹贤敏等一批大家，在国内知名度很高。先生选择报考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以求“曲线救国”。他的选择并没有得到单位领导的支持，“你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平了，考不考都不重要”。先生在1991年继续提出申请，依旧遭到婉拒。

1992年，先生时年28岁，凭着对于美学的满腔热情他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放弃报考湖北大学直接报考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博士。先生说，西方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美学家。在现在看来，一个本科学历学生跳过硕士研究生阶段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奇迹发生了，先生凭借5年间发表的美学论文被武汉大学外国哲学专业“恩准”报名并顺利通过考试，投入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门下。“一个硕士毕业的学生也许发表不出一篇高规格论文，我发表的这么多文章难道不能充当一篇硕士论文？”在资格审查时，先生是这样对武大博导们说的。拎着文章报考武大博士，先生的勇气可见一斑。

读博期间，先生继续深入研究康德美学。但是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初，也不得其法门，经康德哲学研究大家邓晓芒老师指点，先生尝试戴上现象学的“眼镜”去阅读康德美学作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考。研究康德美学的过程也是先生清理自己哲学思路的过程。他深刻认识到邓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现象学主张哲学思维不同于科学思维，在康德美学里最能体现哲学的问题是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的。哲学就是哲学，你不能用科学思维理解哲学，这点审美可以作证——一个对于花的科学知识丝毫不知的小孩，却能感受到花的美丽；而一个植物学家对于花的美丽的理解还不如一个诗人、摄影师生动。在先生的博士论文《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哲学不是科学，审美不是求知，美感不是快感。

此后，他先后出版《伦理学讲座》、《哲学引论》（与李佳莲副教授合著）、《文艺伦理学》（与赵红梅教授合著）等多本著作论述这个结论，努力划清哲学与科学的界限。

先生是如此醉心于美学，走上教学岗后，不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他都申请上一门课——美学。

矢志不渝，见证湖大哲学发展

从哲学研究所，到哲学系，再到今天的哲学学院，先生是湖北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史的见证者、培育者，于他而言，哲学学院就是陪伴他一起进步的朋友。

1993年，也就是读博的第一年，先生被调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哲学学院前身）。那时整个湖北大学在外读博的微乎其微。先生是所里最年轻的，彼时与先生共事的研究人员都早已退休，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是哲学学院目前“资历最老”的人。

1996年，博士学业完成之后，先生返回湖北大学任教，成为当时学校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997年，哲学研究所与政治系、行管系合并为政治与行政学院；1998年，拥有第一个硕士点——伦理学硕士点，随后两年又相继获批科学技术哲学和中国哲学两个硕士点；2000年，脱离政治与行政学院并与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为人文学院；两年之后，研究所申请哲学本科专业成功，并于2003年起开始正式招生；同年9月，人文学院解散，哲学研究所独立为系。

彼时的哲学系是全校唯一一个称为“系”的院级单位。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先生幽默地说：“湖北大学除了哲学就没‘系’（戏）了”，委婉地表达系里师生建院的渴望。2005年底，哲学系获得伦理学博士点，与此同时，一级学科硕士点获批，这就意味着哲学系所有的二级学科都能招硕士，其中包括美学硕士。先生用这样一种方式弥补了当年的遗憾，当时他是多么想在湖大读美学硕士研究生啊！而现在他用亲手创立美学系硕士点为自己的学生圆梦，每个学生仿佛都有他当年的影子。

2006年，哲学系正式更名为哲学学院。

每每谈起“创业史”，先生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然而，说易行难，其间艰难困苦难以言表，特别是申请伦理学博士点的过程。

早在2002年，哲学研究所就开始申博，主要分为三个方向——由江畅教授牵头的伦理学原理、先生牵头的伦理学史、强以华教授牵头的应用伦理学。他们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写作，展示伦理学研究实力；另一方面，天南地北满天飞，向专家介绍湖北大学伦理学学科。彼时伦理学处于初创期，三位学科带头人又是研究外国哲学出身，常常得不到业界专家认可，“你们这些搞外国哲学的怎么来申请伦理学博士点？”还被指责抢伦理学的饭碗。

如此之举，实属无奈。湖北省当时已经有了武汉大学的外国哲学博士点，属于全国重点学科，实力超群，继续申请外国哲学博士点机会渺茫；而伦理学博士点在湖北为零，申请该博士点则正好可以填补省内这一空白。

在繁忙的行政教学之余，先生一头扎进伦理学研究中，写了《西方伦理学》一书，强以华教授写了《经济伦理学》，江畅教授写了《理论伦理学》、《伦理学启示录》等书，作为申博的支撑材料。先生们拎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专家。彼时由于和伦理学大家也没有交集，往往首先要做长时间的自我介绍，最后却依旧被冷眼相待。

为了表现诚意，先生总是选择在年关去拜访。有一次他们去广东拜访一位专家，甚至遭遇“闭门羹”。“你们如果申博，我们就会看到材料。”由于没有交情，专家并不愿见他们，这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

2004年腊月二十九，先生与江畅教授、高乐田教授一行3人到北京拜访专家。年关将近，北京城内朔风阵阵，滴水成冰。拜访结束，夜幕早已降临，天空飘起鹅毛大雪，3人决定当天夜里返回武汉，结果返程火车票已售罄。高教授建议买飞机票，但是系里经费着实紧张，身为系主任的先生拒绝了。赶往火车站时，坐票早已售空，只有零星几张站票。先生立马拍板，买站票！那时从北京到武汉坐火车要二十个小时，一路站回去怎么受得了啊？过道上的人都快挤到车厢门口，几无立锥之地。“不行，他们既然卖了我们火车票，我们就能上车。”先生说。结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堪堪挤上车，肺都快被“挤爆”了。“你这是对于学科人才的不尊重！”高教授不满地说。彼时，江畅教授身为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属于副厅级干部。高乐田教授当场作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先生不尊重专家学者，死抠学科经费。

先生深受触动，退了火车票赶往飞机场售票点，结果飞机票也已售罄。这既满足了高教授的要求，又节约了科研经费，他心里特别高兴，那是一种“变态”的快乐。火车票退了，飞机票没买到，只能买汽车票，结果到武汉的汽车票也没有了。先生们先买北京到郑州的汽车票，再由郑州转乘火车回武汉。折腾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9点，先生带着一路风尘满身寒气赶往学校。那是年三十，学校的春节团拜会正在进行，全校各单位领导都要参加。

“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尽管历经艰难坎坷，但是先生从来没有放弃。终于在2005年底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博士点。如今，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已在国内学术圈得到了高度认可。

在全院十几位教师共同努力下，哲学学院将哲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博士后流动站等一系列荣誉都争取回来。2014年，整个学院有23位专任教师，但是人均科研经费近10万，高居各文科院系之首。

先生记得在1993年被调入哲学研究所时，整个单位没有学生没有项目，科研经费只有可怜的几千块钱。

注重实践，让哲学走向基层

“哲学理应是时代的良心，问题的声音。而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已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那些深奥的哲学理论，既远离时代，又回避问题，显得抽象乏味且苍白无力。”先生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面对人们对哲学的误解，先生总会感到压力和焦虑。他希望哲学能够摆脱脱离生活、远离实际的形象，走下虚无缥缈的思想云端，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真正的精髓是精神上的深刻明智。而深刻明智的哲学必须坚决抵制意见的空疏浅薄，牢牢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并对生活的现实进行永不停息地参与和批判。”

经过深入思考和慎重选择，他以研究农村道德文明建设为切入点，开始了“哲学走基层”的探索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日益凸显，在农村社会尤为明显。因此，切实推动农村道德文明建设，对推动我国现代化社会进程、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十分必要。

为了使农村道德文明建设这一伦理学课题结合实际，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先生带着各种问题走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农村。30年前，他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如今他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回归乡间，希望用毕生所学回报家乡。

2006年至今，先生的调研足迹遍布田间地头。每一份从村民手中收回的问卷，他都视如珍宝；每一次与村民的交谈，都让他备感欣慰。他坚信能够回答他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些问卷、交谈之中。

近十年的基层调研过程中，发生过无数逸闻趣事。

丹江口农村地区家狗众多，且凶猛异常。有些女研究生特别害怕，先生说：“我给你们一个人发一根棍子，否则狗会咬伤你们；你们别把别人家的狗打死了，但要保护好自己。”

在十堰调查期间，他们被村民当做收水电费的给骂了一通，“昨天不是刚收完，今天怎么又来了？”

在长沙农村调研的路上，先生带着三个学生选了武汉到长沙最慢的一趟车。火车上乘客众多，身份样本多元，正是做问卷调查的好场所。原定目标是三百份，可刚发到一半，几个学生就被列车长逮住了：“谁让你们在这儿发反动传单？说，你们的头目是谁？！”当时可把学生吓到了。

作为“反动传单头目”的先生只得出面和列车长进行谈判：“我们是不是发反动传单的，首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传单上的内容，有没有任何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第二，我们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项目，是中宣部组织的，必须要做调研。现在我把身份证交给你，你到网上查一下，看我有没有任何违法记录。”

交涉了一个多小时，火车都快到站，列车长才被说服，将问卷还给调研团队，但是不允许在火车上继续做调研。先生不好再过多纠缠，只是可惜了质量那么高的问卷调查，他心中充满惋惜与委屈。

先生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道德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缺乏有效思想引导、部分村民对于道德文明的理解比较浅薄等有待改进的地方。这使得他深感农村道德文明建设形势紧迫，任务艰巨，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深入基层做研究的决心。

发现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通过在当阳农村的调研，先生撰写了《文明村镇创建的市场化模式——湖北省当阳市“一户三化”活动的启示》报告。该报告很快就被推选为湖北省文明新村创建工作现场会“经验荟萃交流材料”。同时，该报告还被评为“2008年度湖北省优秀调研成果奖”。

伦理学研究切不可远离尘世而高居思想殿堂，只有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能让一贯讲求细密论证的哲学研究“鲜活”起来。多年积累的基层经验，不但促使先生的哲学研究思路发生了转变，也给予他很多人生感悟和理性思考。先生说他会在“哲学走基层”之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带领科研团队，继续为推动我国新时期农村道德文明发展建言献策。

学高为师，潜心教学科研二十八载

1987年入职，迄今为止，先生已经在湖北大学工作了29年，不论是为人师还是做学问，他都谨守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

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一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先生充满了对教育事业与广大学子的真诚与热爱之情。他以自己优良的学术品质、独特的教学风格感染并影响着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先生尊重并关心学生，用深入浅出、明晰生动的教学风格引领学生踏入学术探索的大门；入门之后，在学术研究上，他又以严谨的学风、耐心的指导来培养学生。要求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志存高远，忠于真理，加强自律，抵制浮躁，杜绝造假。在读书方面，他总是要求学生宁精勿滥，重点读好一到两本书；在写作方面，他总是要求学生少写多看，厚积薄发，把思想的小火花燃烧成熊熊大火。

作为一名学者，先生既不迷信权威，也不蔑视真理。本着学术创新的理念，他认真反思哲学现有的结论，从“破”开始，他认真清理当今哲学教材在体系与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重新思考哲学教材的体系建构和框架整合。以“立”为旨归，他力图构建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崭新的哲学教材体系。先生坚信哲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深层次地解答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又在什么意义上是人学的问题。

先生认为，哲学是境界学，必须反对主客对抗或心物二分，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针对当下哲学缺乏人文视野与情感关怀，缺少实践力量与现实参与的问题, 先生尝试性地提出一个以人文视野为观察点、以真善美为专题的崭新的哲学教材体系与框架，以图改变传统哲学教科书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洞而抽象的玄谈。

截止到目前为止，先生已出版八部学术著作、14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多项课题。正是倚赖学术创新的品格，他取得了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成就并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他的学术成果有4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30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复印。他曾多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

因为出色的学术声誉，其间不断有国内知名高校向先生伸出橄榄枝。

2003年，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频繁向湖大要人，希望把先生调过去。时任理工大学的“一把手”甚至亲自与湖北大学时任校长吴传喜见面，“我们看上了他，想把他调过去。”遭到拒绝之后，艺术设计学院依旧每年在单位召开职工大会时向先生发出邀请，这令先生惭愧不已。为此先生特地为其申博写了一本专著——《西方美学史》，以谢厚爱。后来，艺术设计学院获批博士点，每次博士论文答辩，总会邀请先生过去。

2004年，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向先生发出邀请，“我们这儿差一位教授西方哲学的老师，要不你调过来”“可能会有困难”“你想一想”。随后，主任隔几天就会给他打个电话，其态度之诚令先生感动不已。那时正处于申博的关键时期，先生怎么可能离开呢？根本不可能！

伦理学博士点申请下来之后，武汉地区众多部属高校都对先生发出过邀请，中南财大甚至允诺给予他哲学学院院长的位置，但是先生都没有答应。

哲学学院就像先生亲手培养的孩子一样，他见证了湖北大学哲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并不舍得离去。在学院里不仅有一批与先生同打拼共患难的好同事，还有一大批投在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他无法割舍这段深厚情缘。

本文综合《中国社会科学报》和《湖北大学报》对戴茂堂教授的专访而成，转载请注明来源。

原文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www.csstoday.net/Item/271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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