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耀楠（1936年—），湖北松滋人，湖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曾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大学语言研究所副主任、辞书研究室主任、古籍所第二任学术带头人，第一、二届中国辞书会副会长，《汉语大字典》编委，并任湖北大学编写组副组长，主管编写业务。汪耀楠是我国词典学三大流派中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是活跃在我国辞书界的领衔人物。汪耀楠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并作为其中的骨干，主编《国际标准汉字词典》、《汉语成语学习词典》。其中《汉语成语学习词典》于200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农村书屋必备100种图书书目，是100种图书中仅有的三本辞书之一。个人著作有《词典学研究》、《注释学》等。
世界上从来不缺少聪明的人，缺的是既聪明又肯用心的人，汪耀楠教授就是后者。今天我们通过走访而讲述汪教授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讲学术的故事，因为他的一生对学术充满热情与执着，随时随地，无时不刻。他从中学教师的讲台走到大学的讲堂上，面前是张张手稿，身后是排排铅字。他醉心于文字，一直活跃在我国辞书界。他书桌的台历始终是有关教学、科研、辞书等学术活动和参加省政协组织活动的日程。如今，已81岁高龄的汪教授依旧不辍笔耕，坚持每天做一点研究，实属难得，而他带给学术界的成果依旧源源不断。
成就：辞书学与注释学的领头人
当初，国家修编《汉语大字典》，汪教授由原本的中学语文教师变成一名辞书工作者，受任参与编修工作，与武汉大学的陈世饶、中南民族大学的陈克炯共同起草了《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方案，成为了修典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编撰工作从1975年开始（汪耀楠此时来到武汉师范学院），由湖北与四川两省共同完成，前后耗时约15年。《汉语大字典》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辞书之一，其中湖北大学编稿、审稿的工作量几乎占据了整项编写工作的四分之一。汪教授也因此对辞书理论有独到思考与见解，并逐渐成为了词典编撰与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他在审稿时极为严谨细致，稿件中每一条释义都会仔细看、认真改，落实到每一个细微处。1990年,汪教授将个人多年来的积累与心得整理成书，著成《词典学研究》并将其正式出版,该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词典学论文集之一。
1991年，汪耀楠将自己为学生上课时使用的教材讲义修改整理后出版了一部《注释学纲要》，该书在辞书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训诂学和古籍整理实践结合起来。后易名为《注释学》，该书为我国古籍整理和注释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2008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对该书进行了全面数字化处理，收入数据库。2013年春，韩国翻译研究所致电汪耀楠，希望可以在韩出版此书，征得同意后，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辛承云教授翻译。2015年初更名为《注释学概论》在韩出版，为韩国研究古文献（韩国古时文献记载使用汉字）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这也是湖北省传统学术专著首次在国外翻译出版。
辞书的编写离不开大量的专业人才，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辞学事业，汪教授在1988年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辞书学研讨会上,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辞书学术团体”的提议，并于1989年和1991年分别在武昌、成都主持召开了两次筹备会。1992年，汪教授为此事四次进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及商务印书馆商谈此事。经过他反复的奔走，中国辞书学会于1992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并逐渐成为我国发展辞书事业的主要力量。
和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汪教授经常会谦虚地表示：“出版、发表的专著只有四部，而论文也不过50余篇。”可是汪先生一生编纂词典多部，这些工作占用他大量的时间，而这是比著书立说更耗时费力的工作。
为师：如父如兄的优秀师长
汪耀楠教授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但他在学术研究上有极高的天赋，对古代文学也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对《楚辞》等古文学作品有独到的理解。在中学任教期间，他便参与过武汉市中学语文参考书的编写。在中学任教的经历给了他较为深厚的语言研究积累，也为他在编修《汉语大字典》提供了很多便利。
汪教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会有些“怕”他，但是他心中对后辈是极为体谅的，而且很善于引导后辈。他的很多学生都表示，汪老师很有大家庭里“父亲”的感觉。一方面，在学术上极为严谨、严肃的汪老师让学生心生敬意；另一方面，他又是极重人情的，他会主动关心学生的人生大事，主张不让学生因过分注重工作而耽误恋爱结婚等大事。与传统“父亲”不同的是，汪教授是个开明的长辈，他时常鼓励学生主动自由地去选择。
汪教授也十分注重家庭，他尤其关注孩子的成长，注重对孙辈的教育。学生们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会问到他们的子女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情况。外孙女高考那一年，他还经常抽空看望，竭力舒缓外孙女的压力，对后辈之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在教导学生时，汪教授的要求是比较多而且严格的，最常嘱咐学生的就是要多读文献。汪教授在哲学上有自己的见解，擅长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问题。虽然字典词典编撰多为强实践性的东西，但他非常重视理论建设与指导，也发表了很多词典理论方面的文章，所以他将这种用哲学角度架构理论内容的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要求学生建立理论体系，不少弟子至今仍然沿用此法，从中受益良多。
阅世：恪己朴素的学术人
汪耀楠教授能够从最初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变身”到字典编撰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除去自身基础好以外，“肯用功”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汪教授的骨子里留存着学术人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他坦言，从事了大半辈子的“辞书学”研究却非自己所选,长年累月地跟字、词“打交道”也难免枯燥。然而，回忆起走过的这条人生长路，他也颇为自得其乐，心中坦然，“我觉得,学术研究重在不断积累,以不变应万变。唯有如此,才会走得稳健踏实。”
汪教授在生活中是个极为朴素的人，也是能耐得住清贫的人。早年编写《汉语大字典》，环境条件极为艰苦，汪教授经常在狭窄的住房里掀开被褥床垫，伏在床板上写东西，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从未消极怠工。对于《注释学》在韩国出版，汪教授觉得很高兴，他认为这是给他晚年的礼物，而对于稿费，无论多少，他都会说：“不错了！不错了！”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能获得认可。汪教授始终仍看淡身外之物，并且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也许正源于这种顺其自然的心境，他至今保持着健康的状态。
退休后汪教授比退休前更忙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退休了一样搞研究。”做了一辈子学术人，汪教授已经完全把研究当做生活，平日里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爱好，他年轻时自学了二胡，但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而搁置，很多年没有再好好拉一曲。以前在编写字典时坐班时间太长，汪教授有时会在研究所内打打乒乓球，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又一次放下这个爱好。有时碰上天气好，他也会出门走走，但是出去的范围也就是湖大校园内，时间上也控制得极为严格，一般走到了30分钟就回去继续工作了。
汪教授在学术上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性格已经渗透到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对自己极为自律。他的学生、我校文学院杜朝晖老师谈到，汪教授在饮食上基本以家常清淡为主，饭量稳定，因此他的体重也能常年保持不变。他从不吸烟，只偶尔喝一点对大脑血管有益处的葡萄酒。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会严格按照时间来，甚至在用高压锅煮饭时都会严格控制时间，看着钟表算着时间。
汪先生虽然是传统词典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也会主动摸索学习新事物。在电脑能够用于学术搜索时，他主动去学习使用电脑，键盘使用不方便就用手写板，虽然比其他人打字速度慢，但是他也很耐心。先生对待新事物新现象并不是保守的，对于当下年轻人的很多想法和做法他也能体谅理解。
从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到编写《汉语大字典》的中坚力量，从《词典学研究》撰写到《注释学》在韩出版，汪耀楠教授从未停止过追求学术的脚步，以学术为己任，与学术为伴，甘守浩渺书海，是他始终不变的执着。从辞书工作者到父亲师长，从堆积如山的稿件到日常的柴米油盐，汪耀楠教授不曾遗漏任何一点，不管情深墨浅，只要心有寄托，静看生活花开，是他笃定坚持的信仰。
【采访后记】
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使得能够静下心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不少老学者在感叹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无奈地表示：现在的学术界太浮躁。汪耀楠教授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教授，始终潜心来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放在语言学发展上，这是一个真正专注的学术人，这样的精神与态度值得现在身处于浮躁世风之中的我们去琢磨思考。作为在新的思想与文化碰撞下成长的青年，在走访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在自身学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精彩，更多的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行为诠释传递出来的对于学术的执着与热情。
作为大一年级学生，我们是一群新生力量，先生的高度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难以望其项背，但先生的风范与精神却是我们能够清晰感知并学习的。在湖大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秉持老一辈学人锐意开拓、勤勉踏实的优秀品质，在这种品质的影响下，湖大的明天一定更晴朗。听闻先生忙于整理个人学术生涯研究成果，并有出版个人全集的计划，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相信，每天坚持做一点研究的汪教授，一定会带给辞书学界更大的惊喜。
本次走访及成稿过程中，有幸得到学校宣传部、离退休处、文学院和通识教育学院等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文/通识教育学院2015级学生：张筱星、陈沩、罗欣怡、李天舒、冷翰林、何好，完成单位/通识教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