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渝（1946.3—），现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现任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董必武纪念馆顾问、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名誉馆长、特邀研究员等职务。

田子渝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和中共创建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物、武汉地区民国史课题的研究，科研成果颇丰，先后发表文章500余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重要核心报刊上发表30余篇。图书20多本，其中独著4本，合著6本，主编9本。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这部专著，被誉为该领域研究的“扛鼎之作”，曾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学术研究的务实求真

“科研不要浮躁，搞科研不要患得患失，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们，要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要不忘初心，持之以恒，还需要注意团队之间的配合。”作为数十年如一日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老教授，田子渝有很多经验分享。而这种务实求真更是体现在他工作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收集史料。

对田子渝来说，收集史料是做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更是他的一项爱好。但凡碰到图书馆，田子渝必然要亲自进去查阅一番。通过亲力亲为挖掘的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在他看来更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他的代表作《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李汉俊》就是从一次次的收集史料中发现的论题。在田教授研究李汉俊之前，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展开，而在有关著作中对他也多有歪曲。但田子渝通过一次次的查阅历史档案和资料，以确凿的史料证明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和中共主要创始人。中共建党80周年的大型文献记录片《开端》中，对李汉俊的介绍，就用了专门采访田子渝教授的镜头。而他的《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是获得了党史界的最高科研奖—全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2001年)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

“做研究首先要选定了一个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课题作为终身研究方向，然后坚持心无旁骛的潜心研究，不管中途多难，到了一定时候，你都会感受到厚积薄发所带来的学术成果的‘井喷’。”田子渝语重心长地说到。

40多年来，他从全国各地搜集到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学界，使武汉民国史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近些年在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的图书馆，田子渝查阅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为武汉地方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主编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料》(120万字)、《武汉抗战史料》(150万字)、《武汉解放战争史料》(150万字)，将庋藏在台湾的档案资料和大陆及海外档案馆的许多珍贵档案给予公布，体现了档案资料属于国民所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而他在海外征集到的汉口慰安妇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倾势力否定慰安妇的谬论，更是填补了武汉慰安妇研究的空白。

“做研究的确很辛苦，也没有捷径可言，但也正是这样才显得很充实。就这样不马虎，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前进。”

除了自己收集史料做研究之外，田子渝还特别提到团队合作的力量。“我们的团队合力，一共拿下了七个国家课题，社会科学可以出这么多成果，单单仅凭一个人来做是难上加难，团队中年轻人的作用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当谈到自己的团队，他也是十分自豪和激动，在这个讲求合作的时代，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一批志同道合、齐心协力的学者共同努力，田子渝教授曾经的学生、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汤德森说道：“注重合作，发挥利用年轻一代学者的力量，也是我们马院近些年来一直大力倡导的，这也秉承了田老先生这种搞研究通力合作的方式。”

治学方法的批判创新

对田子渝来说，好的学术研究态度是做研究的基础，而好的治学方法更是可以为研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说所有的科研选题是汪洋大海，那么找到一朵属于自己的浪花就需要注意把握时代的主旋律，前瞻性的思考每一项科研项目选题时的被需求程度和可能性，学会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披荆斩棘，另辟蹊径。”田子渝如是说。

他的《武汉五四运动史》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查阅资料的工作，证明了武汉地区对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有重要贡献。而这在以往的学术界是并不被承认的。敢于质疑权威，以事实为依据，挑战传统是田子渝所提倡的，田子渝自己也身体力行的去做。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劳工运动的重要刊物，但由于主编是戴季陶，因而长期被历史遗忘，偶尔提及，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田子渝根据历史事实，与人合作写了《重评<星期评论>》，恢复了历史真实的面目，获得学人的好评。

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两文，依据中共党史档案，对1937-1938年王明的右倾错误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颠覆性的研究，引起学界注意，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研究》在综述性的文章里作了专门介绍。

在《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上发表的《质疑孙中山1924年“应邀北上”说》，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否定了几成定论的1924年孙中山北上是应冯玉祥邀请的说法。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K4转载。

正是因为田子渝的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态度，加上他批判创新的治学方法，使他多次受邀到美国、欧洲、新加坡、香港、台北进行学术访问交流，促进了不同学术之间的交流碰撞，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成果更是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集体），二次获得武汉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次三等奖，多项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优秀成果。

传道授业：当好红色理论“讲述者”

从20岁当中学教师，到1980年调到湖北大学，现在成为一名博导，田子渝凭着一股毅力，一步步踏入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研究的学海里，拾起了一颗颗灿烂夺目的珍珠。

多年来，他一直讲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专业课和公共课。他说：“我热爱教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教育。我要在讲台上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让学生在革命史教育中明白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

作为湖北省优秀教师，从教42年的田子渝上课也别有一番趣味。从谢晋拍电影的趣事说到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观点的大胆性，从因北约炸毁我驻南使馆而游行的大学生谈到“五四”运动为何能高涨，从中国的足球谈到中国的改革……他的课堂似天马行空，却形散神聚。而他的活力，他的激情却感染着每一个听课的人，引人入胜。

有人这样描述田子渝的课堂：讲课者议论纵横，激情满怀；听课者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在田子渝的教学生涯中，有人拿着病历走进他的课堂，有人不惜赶好几趟公交车来听他的讲课。

不少毕业生说：“大学4年，如果没听过田教授的课，那才真是一大遗憾。”田教授则认为：“教师要做学生的朋友，不要好为人师。这就要将授课作为艺术，而不是说教。教师尊重受教育者，走近他们，接触他们的实际，以耐心的开导、科学的传授、以身作则的行为来影响他们。”

由于长期劳累，田子渝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从不轻易下讲台。曾两次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后，却仍然坚持带着心脏监测器返回课堂，学生用持久的掌声和盈眶的泪水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敬佩。他用实际行动有力印证着自己“我当教师永不后悔”的誓言，深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课教师，田教授把课讲“活”了，讲“火”了，不仅让在校学生爱听，也能让普通市民入脑入心。他曾多次到社区为居民讲党史都深受好评。他为武汉市江汉区基层党员和群众讲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飞跃”的党课。他在台上讲得绘声绘色，居民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一名听众起身离去。

当好红色理论“讲述者”，是田子渝平时生活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他还到台湾多所高校宣讲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一国两制”政策、抵制“台独”，受到台湾学生欢迎。2002年，田子渝在台中逢甲大学演讲完后，一位女生将鲜花别到他胸前，旁边的学生纷纷与他合影。一名博士生走到田教授面前说：“田先生的口才很棒，说得合情合理，我们可以接受。”

田子渝更是主动和学生做朋友，以自己的爱岗敬业精神感染每一位学生。田子渝说：“我要求学生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回避学生提出的问题，并力求合情合理地解答。”

一次，一名学生文章的结构和语言方面都不错，但对社会上某些问题的看法较偏激。田教授专门找这位学生交流，分析其观点上的不足。他说：“学生是我们的孩子，即使犯了错误，应该允许改正，何况他只是认识上有些缺陷而已。”

红色海洋中，他从尽头开始寻找，一步一个脚印；浩瀚史料中，他一点一滴搜寻，知海撷英。人民网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有什么新进展》中曾评田子渝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里程碑式的成就”；他秉持“务实、求真、明德”的治学态度，坚定“创新、批判、交流”的研究方法，几十年如一日“传道、授业、解惑”，他所传承的已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历史精髓，更是一代学人对国家信仰的守望。

【采访后记】

三尺讲台成就育人艺术，言传身教，立德树人；求真求实游弋浩瀚书海，沉静勤恳，锲而不舍；坚定信仰指引，笃定前行，直面问题，辩证理性。先生将教书变为薪火绵延的知行传递，视科研为肩头应担的历史使命，非党员而满怀对脚下热土的赤诚之爱，探究党史，水到渠成，树起一方旗帜。

与田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感受到一代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热爱。他忠于信仰并几十年如一日的捍卫信仰，在马克思主义经常遭到“冷遇”今天，田教授则选择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源头作为突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初期传播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所坚持的“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科研态度，以及从小处着眼、由点到面的新颖的选题方法，都给我们深深的启示。

在整个采访中，田教授的言语幽默直率、引人入胜。他讲一个问题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紧跟时代热点，对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客观理性、睿智独到。由此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为何在台湾、美国这些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的地区和国家其观点依然为人称赞、叫人信服。

除了搞科研、做论文之外，田教授经常还会写一些散文，抒写心性；并且他对摄影也十分喜爱，采访快结束时还给我们欣赏他所拍摄的透视视角的照片，他所说的“做人不能太单调了，要有除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也让我们深有感触，看到了一名大学者研究之余丰富的生活。

本次走访及成稿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离退休处和通识教育学院等有关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文/通识教育学院2015级学生：魏颖、侯雅欣、尤天赐，指导老师/段成，完成单位/通识教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