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敬钊，1936年3月出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防治，先后讲授过动物学、生物防治学、生态学、蛛形学等课程，先后任生态学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湖北大学学报》、《蛛形学报》主编等职，1987年3月—1996年4月任湖北大学副校长。

赵敬钊教授治学严谨，硕果累累，其主持完成的项目获湖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环境保护科技成果奖、湖北省科学大会奖等多项大奖。他曾为研究蜘蛛亲赴热带雨林，下过原始洞穴，也曾为收藏到自己心仪的笔筒跑遍了武汉三镇所有的古玩城。他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吸引世界环保组织将他的成果拍成专题电视片，他也是关心爱护子女的长者，将自己研究手稿赠予孙女。他是湖北大学蜘蛛研究第一人，生物防治科研大家，也是开创了校档案馆建立校级人物档案系列先河的学者。

特殊生活开启的蜘蛛研究之旅

赵敬钊1958年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毕业后，来到湖北大学任教，在那个行政职位更吃香的年代，赵敬钊却只愿一心弄好自己手头上的业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虫害泛滥，如何解决不打农药或是少打农药已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赵敬钊最开始决定采取生物防治以虫治虫的方法，从害虫天敌的调查入手，以棉花田为例，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播种收获，进行防治“棉铃虫”的科学实验。但论其如何走上蜘蛛研究的道路，乃至后来成为湖大“蜘蛛研究第一人”，还得从一次棉花害虫防治实验说起。

1975年赵敬钊在汉阳进行大面积的棉花害虫试验，八百多亩的实验田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铃虫。“赤眼蜂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棉铃虫，但那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虫子，就可以把田里的棉花都吃完。”赵敬钊回忆道。那该怎么办？农民可是靠着田地里的棉花吃饭的啊！为了避免自己实验失败而导致农民田地减产的情况再次出现，赵敬钊另向领导申请48亩农田，专门放蜂，以供继续进行实验，而剩下的几百亩地仍留给农民用打农药的方法防治害虫。

“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这个医生把人治死了是需要负责任的，我也需要对那些田地负责。我当时拍着胸脯向农民们保证，如果那48亩地放蜂之后减产，我会赔偿。”赵敬钊现在回想起当时年轻气盛许下的诺言，依然有些后怕，“那个时候我一个月40多块钱的工资，养着父母亲和三个孩子，怎么会头脑发热的保证下来。”赵敬钊没有走上赔偿的路，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因为，在农民前期放蜂、后期打农药和一直打农药，以及赵敬钊负责的一直放赤眼蜂治虫的三块田地里，只有赵敬钊负责的农田完好无损。赵敬钊由此感到疑惑：“按理来说，赤眼蜂最多只能对抗田地里80%的棉铃虫，那么剩下20%的害虫，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赵敬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在这48亩地里蜘蛛很多，“蜘蛛吃虫，那么蜘蛛肯定也会吃棉铃虫这类农田害虫啊！”赵敬钊恍然大悟，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踏上了蜘蛛研究的人生道路。

从零开始的研究造就别样生活

放弃之前的研究，从零开始研究蜘蛛，需要魄力，更需要毅力。赵敬钊除了在科研方面有所所长，在行政方面，也是“被迫”去担任一些职位，如最开始的科研处处长，乃至最后的副校长，不能一心扑在自己想搞的科研上，他就想法子为自己腾时间，写著作。

做处长时，便每个礼拜开一次例会，在会议上定下来每周每个人的任务。任务之内的事情，他不过问，突发事件，他来处理，担责任。后来学校又让他担任副校长，他拒绝，甚至“年年写辞职报告”。无奈之下，学校给他配了一名助理，沿用他担任处长时的工作模式，把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

赵敬钊在退休之际是湖北大学理工专著出版最多、论文发表最多、科技成果获奖最多、获奖规格最高的学者，他亲手写的书有十几本，加起来足有七百万字。哪里去找自己需要的时间？为了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写论文，赵老先生每天十一点以前准时入睡，三点半到三点四十起床，每天凌晨四点到早晨八点准时开始书写论文，什么时候整理思路呢？下班饭点前的十几二十分钟，出差时火车上的时间，和别人约前等待的时间等这些琐碎的时间赵老没有放过，而用来整理思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对他来说专注很重要。“一天的时间有限，但是要完成的任务却很多，我必须把自己每一段时间弄什么安排的清清楚楚，这样一来自己也养成了思想集中快、效率高的习惯。”赵敬钊透露，每天晚上他一沾枕头就立马入睡，绝对控制在5分钟以内，常常是爱人潘筱梅去准备刷牙的时候赵敬钊才躺倒床上，等潘筱梅刷完牙回来赵老先生已进入熟睡状态了。

科研道路上，除了在生活中的专注和高效率利用时间，往往还会有不少惊心动魄的野外经历。作为湖北大学的蜘蛛第一人，赵敬钊曾为研究蜘蛛跑遍国内外数不清的森林、洞穴、热带雨林。有一次赵等一行人需去云南，去云南之前，赵敬钊四处搜集有关云南地理情况、山脉走向、年降雨量、温度情况等资料，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云南省的宁蒗彝族自治县的降雨量比西双版纳还大，“降雨量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蜘蛛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赵敬钊不顾各方阻拦果断前行，为了找到中意的品种，赵敬钊一行深入原始森林，那里的路只有马才认识，他们就跟着马匹在能见度小于五公尺的森林，翻过2000多米的山、去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继续找蜘蛛。赵敬钊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还不免胆战心惊。“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周围的蚂蟥像是能嗅到人气一样，一下全包围过来了，穿几层雨衣都不管用。”

为了研究更多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种，赵敬钊吃了不少苦。1982年他去西双版纳，就曾被蛇咬过两次，“蛇以蜘蛛为食，蛇多的地方，蜘蛛也多。”赵敬钊表示，为了不把蜘蛛惊走，他们常常也要学会和蛇类和平相处，被蛇咬也是在所难免的事。1983年在与老挝交界的地方进行考察的时候，被一条3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急忙赶到医院打完抗血清药的他，足足昏迷了两天。

退休生活延续的别样研究

就这样，不断地野外收集，不断地知识累积，不断地著作书写，1998年赵敬钊正式退休。如何让退休后的生活过得丰富又充实成了他认真思考的问题。“旅游、带孙子、打牌、跳广场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想活出点儿滋味来。”赵敬钊说，“别看我连字儿也写不好，但我却对木雕、笔筒等格外来电。”说起笔筒，赵敬钊如数家珍，“我收集笔筒注重种类收集，最大的一个紫檀木笔筒高约半米，三十多斤重。”他介绍说，依据材质、造型、历史时期、生产地域不同可划分近千个种类，其中仅瓷质笔筒就有近400个种类。

据赵老介绍，他收藏笔筒的爱好已经持续了35个年头，至今为止共收藏笔筒1182件。除了摆在架子上的之外，部分罕见珍品被放进了柜子里，而这些也只是全部收藏的3/5，剩下的2/5由于家里空间有限，已经运到了深圳他儿子家里。

收藏笔筒的爱好，和赵先生对蜘蛛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渊源：1982年，他受邀去日本参加东亚蜘蛛学会第十四次会议，会后收到了一个印有“东亚蜘蛛学会”字样的红色瓷器笔筒作为纪念品，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个笔筒。也诱发了他对笔筒的浓厚兴趣，于是赵老收藏笔筒的爱好就这样开始了。

赵老认为笔筒收藏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在这过程中可以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广交朋友。收藏的1182件笔筒，赵老都对它们进行拍照、贴上编号，然后用本子记录下标号、购买地点、购买时间、花费金钱、笔筒特征等。几乎每个笔筒他都有印象，记得样式等特征。“记住这些，就是为了让我的脑子不退化，或者是退化得慢一点。”

如今已经81岁的赵老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这离不开他健康的生活方式:多种样式的营养套餐，喜欢吃东北米、苞米等五谷杂粮……讲到自己的心愿，赵老说道：“目前心愿基本都达成了。只是希望我的眼睛能够坚持下去，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我的收藏了。”

【采访后记】与赵敬钊老先生见面时，我们和他一一握手，他的手温暖而又有力。他的笑容爽朗和蔼、穿着整洁精神，让人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学术大家已经八十高龄了。

在生科院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大一学生又受邀来到了赵老先生的家里，近距离观摩赵老先生家中占满七面墙的笔筒展。在赵老先生的眼里，每一个笔筒就是一个故事，有的是承载着越南风味，有的记述着农村小调，还有现代各大古玩市场的别具一格的风气，他将这一切记录在他的小本子里，每一个笔筒都有一个编号，每一个故事都被安了家。

他研究蜘蛛去野外活动的经历，让我们惊叹。他曾遭遇大雨，经历山洪，差点掉进澜沧江里，也曾为抓到中意的蜘蛛，贴近垂直险峻的瀑布，历经考验。他在蜘蛛研究上的贡献，让许多研究专家用他的名字命名蜘蛛，“敬钊缨毛蛛”、“赵氏球腹蛛”，无不彰显了后生对赵老先生的尊重。

“要为学科的发展而奋斗，不要为职称而奋斗。”赵老这样告诫后生。什么是大家？我们以为，大家就是笑对黄卷青灯冷，就是著述等身，就是冷板凳一坐就是半个世纪，就是忘记琐事的全心专注，大家——就是赵敬钊先生这样的长者。他是一个有温情、有坚持的人，是我们湖大学子永远的标杆与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