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之所以有敬佩之感，是由于朱祖廷先生以几近耄耋之年、多病之身，率领着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编纂了这部大书（《尔雅诂林》，编者注）。支持他们如此执着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对学术的热爱与忠实，是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是造福于学林。”

——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所大学，正是因为拥有一大批学高德重的大家才更显文化底蕴。朱祖延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家。他是我校古籍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也是我国著名的辞书学家、文献学家，兼任湖北省语言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修辞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等职务，曾获授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他一生主持过多项国家大型文化建设工程。曾编撰《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引用语辞典》、《引用语大辞典》等，为我国辞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获中国辞书协会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回溯琴园情，追忆湖大学人精神。我校通识教育学院四名大一学生近期先后拜访朱祖延先生的弟子及同事，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朱老生前的一些故事。

大家学者：半生修典 笔舌双耕

“十年尔雅注虫鱼，翻检缥缃万卷书，留得藏山事业在，此生应不负居诸。”这是朱祖延先生在花甲之年为自勉作的一首诗，作为一代词典学专家，他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辞书事业。

在主编《引用语大辞典》的过程中，朱祖延将第一次出版时的七十万字经后期修订增补，最后一次出版时达到了两百多万字，“《引用语大辞典》的编纂，应该是最能体现先生功底的。”朱先生的学生、湖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郭康松教授表示，朱祖延常常追根溯源找出每个俗语的出处，解释意思，选取有代表性的例证，最后整理成册。“先生看到一个普通的俗语，就能够想到哪位前人在哪个语境说过，并且可以很快找出记录的文献，没有对古典文献长期浸淫成就的深厚扎实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朱祖延编纂的众多典籍当中，《尔雅诂林》最让先生欣慰。“编典就要耐得住寂寞。”这是朱祖延说过的一句话。在编纂《尔雅》的过程中，由于《尔雅》是小众书，先生要搜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困难异常，前期准备工作就做了3年。在他带领下，湖北大学古籍所的老师跑了全国百余家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做成10万多张资料卡片，装满了60多个大纸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在《尔雅诂林》座谈会上这样评价过朱祖延：“我之所以有敬佩之感，是由于朱祖廷先生以几近耄耋之年、多病之身，率领着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编纂了这部大书。支持他们如此执着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对学术的热爱与忠实，是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是造福于学林。”他表示，《尔雅诂林》的编辑出版来之不易，是众多学者反复翻检资料整理出来的。他希望今后加印《尔雅诂林》时，能保留《代后记》（《尔雅诂林》真实编纂经历记录），以便让当代更多的人扬弃浮躁的陋习，学习和弘扬这份学者的精神。

“朱先生为学校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现在湖北大学中文系的成就与地位，与朱先生当年的严格管理分不开。”郭康松说。除了是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开创人，朱祖延还在早年创立了湖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点，为湖北大学文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郭康松眼里，朱祖延治学严谨，尤其对学生学术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采访进行时，郭康松回忆起这么一件小事：在自己硕士论文答辩时，曾经被朱先生发现毕业论文中出现了一个错别字，朱先生误以为自己不理解该字的用法才会出现错误，追问了好久错别字的释义、用法等学术问题。其实是因为当时铅字打印硬件条件限制，校对工作非常繁琐，郭康松一不小心没有发现这个错别字，才会出现答辩时的那一幕。他谈起往事感叹：“朱先生了解到我并不是不理解字的意思用错字，而是校对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能出错’。”

他表示，朱祖延的严谨与其多年编篡工具书词典的工作分不开。朱祖延先生对于学术严谨的精神也被他的弟子所传承，在郭康松所教授的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堂上，他也会再三强调，要学生多注意教材中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有没有排版不当的地方。

众所周知，朱祖延先生博雅通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上造诣深厚，但鲜为人知的是，朱老先生曾作为我国最早的访问学者之一，前往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院讲学。1960年，38岁的朱祖延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访问学者，前往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院教授“汉语”与“中国文化”，他使用流利的英语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用阿拉伯语和学生们聊天，培养了不少中文人才。在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做了驻华官员，有的后来成为埃及著名大学的中文教授。在埃及的三年，朱祖延扮演着一名中华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将中国语言文化的精髓遍洒异国大地。在2016年1月28日的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以“直面困境的文化”为主题的开罗国际书展上，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经理方平就向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赠送了朱祖延先生主编的国家重点出版物《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这是朱祖延呕心沥血编纂的字典，它集语言之大成，是璀璨的中华语言文化的代表。

可敬夫子：一世传灯 明以教人

曾与郭康松同为湖北大学文学院学生、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兆鹏表示：“很多学者让人尊敬，但内心没有萌生想亲近的感觉，但朱先生却是一位‘可亲、可近、可爱’的人。”

平易近人，温文尔雅，这是温显贵对老师朱祖延的评价；朴实无华，不事张扬，却又有深厚内涵，这是朱祖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温显贵回忆，那是1990年，朱先生已有68岁，但他仍然没有退休，选择坚持在岗工作。谈起朱先生，温显贵感慨着第一次同他见面的场景。当年自己乘火车抵达武汉后，想着第一次见到导师要买些见面礼品，就在火车站买了一瓶罐头和一些橘子。拜访完朱先生后，本以为他会收下这些见面礼，但他却死活也不肯收下。在温显贵的几番坚持下，朱先生才勉强留下罐头，让自己把橘子带走。

朱祖延一直到古稀之年，仍在坚持工作。他的生活作息规律性很强，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去公园散散步，晚上七八点看完“新闻联播”后就会睡觉。作为一代夫子，朱祖延也会要求自己的学生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嘱咐他们注意身体健康。据数统学院刘合国教授回忆，2004年他生病住了一次院，在接下来的几年，先生每次见到刘合国，都会再三叮嘱他要保养身体。“由此联想到先生那些英年早逝的弟子们：谢先俊、黄毓仪、张林川、杨薇，他们过早地离开人世，先生心里应该很惋惜吧。”刘合国说。

1984年开始，朱祖延因为肾结石和确诊直肠癌，三年动了三次手术。然而每次术后不久，漫步蹒跚的朱先生仍然会赶到古籍所上班。他一次次地战胜病魔，从“断肠”、“腰斩”等重症中恢复过来，传奇般地迈入耄耋之年，得益于朱祖延先生自己的证悟和精神之力。“朱先生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淡，低调不张扬，心胸开阔。”郭康松表示。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舒怀回忆说，后来朱先生左眼眼底出血，凝固的血液封闭了视网膜，结果手术失败，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视力只剩下0.1。虽然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用眼，但他每天还是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稿。舒怀回忆起他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朱祖延在神志不清，带着呼吸器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喃喃说：“大典可怎么办啊？还没有编出来。”把学术研究当做毕生追求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在朱祖延心里，学术是他的生命，对学术负责，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可亲长者：为师为父 情牵陋巷

作为老师，先生非常关爱后辈。根据郭康松介绍，朱祖延做了近三十年的中文系主任，“在这三十年里，他对学生、职工、年轻老师，都十分爱护。”

1988年，郭康松硕士毕业并结婚。朱祖延了解了郭康松夫妇住房困难的情况后，在古籍所腾出一间办公室，供其生活过渡，同时定下了古籍所周末夜晚无休开放，供教职工使用的规定。此举既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也给研究人员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

当年古籍研究所老师一起做项目时，朱先生为了改善职员的生活，时常叫他们不要去食堂吃菜，而是亲自烧菜让女儿朱寄带到古籍研究所来和大家分享。郭康松回忆道，朱先生是江苏人，做菜的口味非常好，让人大快朵颐，“我最喜欢吃他做的红烧肉！”朱祖延的最后一届研究生弟子温显贵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免感慨万千：“有时候朱先生烧红烧肉的时候，还会加几个卤鸡蛋。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顿大餐，那样的味道是后来物质生活改善后也难以忘却的。”

有一年的教师节，朱祖延的学生们为感谢恩师平时对自己的关心，合计在当天请恩师下馆子。可是，朱祖延认为自己的收入比学生高，等菜上来后，他还是婉拒了学生的好意，自己掏钱买单请客。

“朱先生博闻强识，上课时常常能即兴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郭康松表示，朱祖延的课堂生动活跃，他讲课常常脱稿，能信手拈来地在黑板上板书出与课程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详尽，可以具体到哪一章哪一节，从而进一步丰富拓展学生的知识和视野。

作为父亲，先生温和却有原则。“他从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但他教会了我很多。”湖北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朱寄回忆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有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父亲更关注我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做事。他对我没有很严厉的要求，只有少数几次例外。”朱寄回忆了自己和父亲相处中印象最深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她与人约好要见面，自己却没按时出门，结果父亲发火批评她说，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守时，不能“轻诺寡信”。第二次是小时候写日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朱祖延先生批评她“一曝十寒”，还专门买了一个本子送给她，让她坚持下去。

朱祖延先生是学术上的大家，为研究事业甘坐冷板凳三十余年；他是生活中的长者，事事都会站在学生、职工角度着想；他是为人时的夫子，做人温和朴实，处事低调淡泊。他栖身于一所地方学校，随遇而安，既不坐井观天，也不妄自菲薄，终生远离浮华浮躁，视地位荣誉如过眼云烟。他不慕繁华虚荣，只着眼于身边的一切，将内心最真的情怀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采访后记】虽然朱先生已经过世五个年头，但每年的清明节，郭康松等湖大古籍研究所的老师都会去给朱祖延先生扫墓，他们以写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心中湖大学人的精神。郭康松曾说：“像先生那样做人，像先生那样做事，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悼慰。”

我们以大一学生的身份和视角，再次走进这位笑对黄卷青灯冷的湖大学人，去了解朱祖延的故事。他学富德高，著述等身，他也可近可亲，待人温和谦逊。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的是一代大家对学术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为语言立碑，他为学术而活。

朱先生在住院期间与医护人员聊天的过程中曾多次提到，要关心年轻人的教育问题，要趁年轻多学习，多进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作为大一新生的我们，更应该沉下心来，学习大师为编辞典甘坐冷板凳“三十年”的精神。我们应该从读书做起，腹有诗书气自华，感叹书中的大千世界百杂碎，也应该抓住课堂上分分秒秒，踏踏实实的握紧手中的笔，做好眼前的事。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渗透进生命，终生不渝，这是朱祖延的人生信念，更是他作为湖大学人留给湖大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湖大未来的路当是宽敞坦途。斯人已逝，后人当发愤图强，勇做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