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我敬爱的老师和领导安明道先生，因病于癸卯年正月初六不幸逝世。连日来，我的心情十分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脑中萦绕，几十年来与先生治学、共事和交往的情景历历在目。

安先生是我大学《微分几何》、研究生《整体微分几何》课程的任课老师。安老师讲课思路清晰、语言精炼、板书漂亮、引人入胜，讲得极好，是我们 77、78级学生公认的数学系讲课最好的三位老师之一。记得大学课间休息时，我经常走上讲台与安先生讨论问题，他总是耐心讲解，我也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很多同学围观，讨论热烈。大学毕业论文我做了关于曲面论的一个小东西，得到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并安排在全系优秀毕业论文报告会上报告，后来发表在学校学报，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安先生对教学极认真负责，要求严格。我们读研时全校（不是全系）一个年级只有几个研究生，课程考试多半都是老师给题目，学生自己拿去做（现在我们数统学院有几百名研究生，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还经常用这种方法考试）。安先生的课应该是当时全校唯一进行正规考试（当堂、闭卷、限时、监考）的课程，我记得当时他在教室监考我们三个人，一上午没离开，这是我读研期间唯一正规考试的专业课。先生的严格要求、谆谆教诲，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安先生数学功底深厚。他是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58 级的首届本科生，当年由于政审原因，学校招收了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这届毕业生后来有很多成为中学数学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如武汉二中田化澜先生、湖大附中江志先生等。安先生是这一届因品学兼优而唯一留校任教的学生。恢复高考以后，学校派他到复旦大学进修微分几何，他在曲线与曲面的微分几何方面做过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由于先生教学出众，工作认真负责，管理能力突出，为人正派，1984 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时，先后被任命为教务处长、副校长，成为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校领导。从此，他便将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中，1989 年任校党委副书记，1993 年开始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至 2000 年（任校长至 98 年，但除 98 年上半年外，学校行政工作也是他主持）。安先生主政学校期间，是学校很困难的一个时期。有人说办大学靠人，这当然是绝对正确的。但我总是说，办大学靠钱。因为只有有钱，才能有人；只有有钱，才能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学校硬件建设、学科建设、教师待遇、学生利益样样离不开钱，而湖大最缺的就是钱，学校的财政拨款通常只有规模相当的部属高校和经济发达地区省属高校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因此，先生当年为了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克服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顶着各种矛盾而负重前行。

1994 年 我 开 始 担 任 校 长 助 理 ，1996 年 任 副 校长，与安先生近距离共事。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作风，不仅令我敬佩，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为人处事。

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先生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学校工作中。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家务，没有什么爱好，也不参加娱乐活动和体育锻炼，除了外出开会和出差，他每天都按时到办公室上班，而且办公室门始终是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到办公室找他，如果有急事晚上去家里找他，只要没出差，也会一找一个准。学校开会不论大会小会，他都是自己准备讲话提纲和内容，学校的大事、难事他都亲力亲为，亲自处理，从来不把矛盾和困难推给同事和下级。其实，先生任书记、校长的第二年就查出了糖尿病，多年来都是在带病而忘我地辛勤工作。

二是坚持原则，求真务实。有人注意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数学家校长，比如苏步青、丁石孙、王梓坤、谷超豪等等，还可以列举很多。有一位著名数学家，在回答数学家怎么做行政工作时说，就是用做数学的方法做行政。所谓数学方法，就是从已知条件出发，用计算或推理论证求出正确的答案。简单地说，解决问题和处理工作要求求真求实。因此搞数学的人搞行政，一般不会拍脑袋凭想象做决策，也不会屁股坐在一边凭关系办事，更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违心说假话。安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但坚持原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是要得罪人的，在我们这样困难和矛盾比较多的地方尤其如此。我记得，当年有很多老师找先生谈职称评审、住房分配、家属安置和人事调动等问题。站在老师个人角度，各人确实有各人的困难，他们的想法和诉求，学校其实也能理解。但职称评选有明确的条件，而且是评委投票决定，分房有教代会通过的分房办法，学校也不可能把所有教师的家属都安置在学校，因此很难解决这些个案问题。经过沟通，很多老师会理解工作流程，体谅学校的困难，但也有人不依不饶。还有一个现象，当年学校为了提升水平，送了很多老师到外校在职攻读学位。这些老师和学校签有合约，读书期间享受学校的工资、奖金、住房和职评等福利待遇，学校还为部分老师支付了培养经费，毕业时按照约定本应按时回校工作，但有些老师毕业时想去更好的单位，人往高处走，站在个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其实有些人不声不响地走了，虽然违约，但学校不可能去把他们抓回来，也没有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有些人反过来找学校要档案，职能部门按照合约当然不会马上办理，有人便找到校长大吵大闹，直到我后来做校长也经常碰到这种烦心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应该有契约精神，所以我对此始终难以理解。

三是严格要求自己，清正廉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先生是我认识的最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他除了外出开会或出差，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家里购物或办事，他也是骑自行车外出，有时甚至走很远的地方。先生不接受吃请，除接待来校的领导和知名专家学者外，也不参加吃请和应酬，常年在家吃饭。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让别人知道，有困难自己克服。退休后更是以普通老师自居，不找别人和学校麻烦。其实，他最后生重病的一年多里，生活上是存在很多困难的。比如，每个月都要去医院看病、住院，回来还要去学校报销医药费。没有车接车送对身体虚弱、行走不便的老人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不愿意麻烦别人。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先生生了重病。先生逝世，丧事从简，不接受花圈，没有举行任何丧仪，没有麻烦学校，也没有通知学生和同事，所有安葬事宜都是家属自己办理。

我对安先生十分尊敬和崇敬。几十年来，我们的关系从师生变为同事，后来又回归为纯粹的师生关系。但我们除了那几年朝夕相处地为学校工作外，平时的私人交往和互动并不多。几十年来，我只去过先生家有限的几次，也没带什么礼物。后来这些年，由于我身体原因，很少去先生家探望。但好在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的相邻楼栋，偶尔会碰上，叫一声老师，问一声安好，看见先生身体精神状况尚好，心中便也安然。但没想到可怕的病魔一年多就夺走了敬爱的先生的生命，使我们阴阳两隔。特别是我没有尽到照顾和安慰先生的本分，现在想来感到十分愧疚、不安和后悔。

稍感欣慰的是，在安先生等前辈工作的基础上，我本人对学校的发展和数学学科的建设尽了自己的努力，学校2003年取得博士学位授权，成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实现了安先生等前辈和几代湖大人的夙愿。数学学科1995年取得硕士点，2003年取得博士点。

谨以此文献给远在天堂的先生，愿先生在天堂安息！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癸卯年正月十二值先生“头七”于武昌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