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社会现实为蓝本，深刻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时代，经济困境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种族歧视更为严重，在书中，她不仅通过黑人冤案反映出了种族歧视，也通过各类社会舆论反映了社会更多方面的不同歧视，比如性别歧视等。尤为重要的是她在书中塑造出了一系列闪光人物，对阿蒂克斯的塑造更是突破了时代限制，他正直、善良、坚定、勇敢、有着自己的价值观、更坚信并践行着人人平等的原则，他彰显出人类对美好品格的共同追求，跨越时代他的人物弧光仍旧璀璨夺目。

从故事开始就可以看出阿蒂克斯与那个时代的人不同，他不像镇上其他父亲那样带着孩子打猎、钓鱼，反而会坐在门廊上读报纸，陪斯库特讨论阿瑟·拉德利到底长什么样；他不看重世俗的体面陈规，允许女儿斯库特穿着背带裤满地跑，也从不因儿子杰姆的调皮捣蛋而疾言厉色、大发雷霆。这种温和的表象下，也藏着他最坚定的底色——“人人生而平等”的信仰，早已刻进了这个律师的骨子里。

当镇上的人都默认黑人就该低人一等时，阿蒂克斯接下了为汤姆·鲁滨逊辩护的案子。这在梅科姆镇无异于自寻死路，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孩子们在学校被嘲笑“芬奇家的人帮黑鬼说话”，甚至连亲戚都跑来指责他丢了家族的脸。可他只是平静地对斯库特说，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再也无法在教堂里抬头看上帝，也无法在夜里直视自己的眼睛。这句话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却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量，他的正义，从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而是为了守住自己内心的准则。他知道这个案件必败，但就像他说的，不能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失败了一百年，就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争取胜利，所以他坚持为汤姆辩护，也不因他人的歧视而改变自己的坚持。

庭审现场的情节是书中的一大高潮，也是阿蒂克斯正义观的集中爆发。他站在陪审团面前，一字一句地陈述出了事实。汤姆的左手早已因事故变形，根本不可能掐住梅耶拉的脖子，且梅耶拉的伤痕来自右手施暴，真正的凶手是她那个酗酒成性、性格暴戾的父亲鲍勃·尤厄尔。证据链清晰得像正午的阳光，可陪审团里的十二个白人，最终还是给出了有罪的判决。散场时，黑人区的人们纷纷站起来，对着阿蒂克斯的背影脱帽致敬，那不是对“胜利者”的欢呼，而是对一个明知会输，却依然拼尽全力捍卫正义的人的最高敬意。

而阿蒂克斯也并非完美，他会在深夜里独自坐在椅子上疲惫地揉太阳穴，也会在得知判决结果时眼底闪过一丝落寞。但他从未动摇过，因为他知道，正义就像一场长跑，有时你跑了很久都看不到终点，但你不能停下来，因为你停下来了，后面的人就更难追上了。他给孩子们做的，远不止辩护这一件事。他教斯库特不要轻易评判别人，“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着他的鞋子走了很远的路。”他让杰姆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拿着枪打死一只知更鸟，而是你知道会输，却依然要去做”。这些道理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悄悄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并影响着他们。

而在阿蒂克斯之外，也有着其他的闪光人物。卡波妮是芬奇家的黑人保姆，也是斯库特和杰姆的“母亲”。她不像阿蒂克斯那样擅长讲道理，却用最朴素的行动教会孩子们尊重。当斯库特因为沃尔特·坎宁安用手抓饭而嘲笑他时，卡波妮把她拉进厨房告诉她，“不管对方是谁，只要踏进这个家门，就是我们的客人，你必须尊重他。”她带着孩子们去黑人教堂，让他们亲眼看到黑人社区的善良与团结，那里的人们贫穷，却会为汤姆的家人凑钱，不识字，却会认真地听牧师读圣经。卡波妮让孩子们明白，肤色从来不是划分善恶的标准，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阿瑟·拉德利，故事里最神秘的怪人。镇上的人把他传成长着蝙蝠翅膀的怪物，孩子们把他当成探险游戏的主角，可直到故事的最后，斯库特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是一个因为童年阴影而躲在房子里的孤独者，但他有着最柔软的内心，他会偷偷把口香糖、硬币放在树洞里送给他们，会在杰姆弄坏他的篱笆后，默默修好，更是他从黑暗里冲出来，杀死了想要报复阿蒂克斯的鲍勃·尤厄尔，救下了斯库特和杰姆。当斯库特站在拉德利家的门廊上，看着远处自己家的灯光时，她突然明白了阿蒂克斯所说的“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拉德利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镇上人们的偏见与冷漠，他们在流言中拼凑出一个“怪物”。

鲍勃·尤厄尔，他贫穷、酗酒、暴躁，被整个小镇看不起，于是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黑人，归咎于“帮黑鬼说话”的阿蒂克斯。他的恶毒，是一种无能的愤怒，他不甘心，却只能通过伤害别人来找回一点尊严。变态的歧视也使他愈发的面目全非。

读完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仍旧是阿蒂克斯，他没能赢得这场胜利，但是人们已能从中窥探良多，“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的品质。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他的勇敢、良心、坚持让更多的人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这就是他的正义，他的胜利。

（作者系2024级会计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