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研判而作出的放眼未来的科学部署，也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在长时段维度上统合古今、继往开来的深远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继续扩大开放。只有从大历史的角度全面认识，才能深刻领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蕴含的历史逻辑。

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逐层推进、全面深入的历史逻辑

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由沿海到内地、从外资拉动到内外资联动、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从外贸拉动到内需驱动、创新发展的由外而内、逐层推进、全面深入的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我国实施了沿海沿边率先开放、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使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经过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国进入世界大型经济体的行列，经济发展开始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也不断向纵深推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根据内外环境的新变化，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拉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从注重外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换就成为势所必然的战略选择。

早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党中央就明确提出对“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要求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内需拉动与创新驱动被赋予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使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新格局，提出了一系列以拉动内需和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从全面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发展战略的这种结构性调整经历了新的探索实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过去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对以往各种内需驱动政策构想和战略规划的系统总结与深化整合，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逐层递进、全面深入的历史逻辑。

新发展格局体现了大国经济自主发展、持续稳定、安全可控的历史逻辑

中国经济具有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在资源禀赋、社会分工、产业发展、市场流通等方面既能享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在变化莫测的外部环境中，尤其是在全球疫情影响下保持自己的发展定势，如何在可控因素与不可控环境因素的博弈中增加可控因素的权重，化解外部因素的冲击与挑战，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国民经济自主、可控、持续的发展势头，就成为我们谋划未来的重中之重。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基于这一战略考量、依据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而作出的应对之策与长远之略。

通观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可知，以内需驱动、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乃是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大国经济全面崛起、持续发展的基本定式。英国、美国、德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经济发展，无不经历了由“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转向“内需主导”的战略调整。这并非偶然与巧合，而是反映了大国经济由外而内、追求持续、安全、主动、可控的历史逻辑。保持强大活跃的内需驱动与充足完备的内部供给，乃是大国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不二法门。

谋势者策之长久，谋国者计于万全。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借鉴了近现代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历史逻辑，是鉴往知来的主动之谋与万全之策。

新发展格局蕴含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内需驱动、自主发展、持续稳定的历史逻辑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基于现实的战略考量，更是基于对中国大历史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缜密深远的战略谋划。中国经济向来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高度整合的社会人文环境、差异化发展的区域经济、纵横连贯的水陆交通体系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稳定发展与持续繁荣提供了深厚的资源禀赋与坚实的人文基础，使中国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呈现出海内一体的基本样态，使中国经济具有体量庞大、自成一体、接续发展、自我调整、循环修复的特征。

在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国民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其主要表现就是国内市场支撑产业发展，社会实现了深度分工与协作，以及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历史时期的中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商业体量巨大，规模可观，而且在社会需求与供给两端实现了宏观调节与动态平衡。尽管内外战争等因素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失调甚至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中国总能完成自我修复，实现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达成内在需求与供给的大体平衡。

经济史研究表明，公元10—15世纪，不论是繁盛一时的“东亚经济圈”，还是持续不辍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抑或是新航路开辟之初的中西贸易，都是中国经济立足自身、带动周边、影响世界的生动事例。历史上的中国依靠强大的内生动力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发展高峰，在基本满足内需的情况下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精美实用的“中国产品”。中国依靠自身领先于世的农业生产技术创造了当时最为庞大的经济体量，构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而正是这一强大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兴盛繁荣的不竭源泉。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背后的深层历史逻辑，有助于为我们推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战略自信与文化自信。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北大学城乡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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