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洲，教育学博士，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高考是永恒的话题，而高考改革也是永恒的争议。

随手百度一下，这两天最热的高考新闻居然是教育、网信、公安三部门梳理汇总历年来“冷饭热炒”的高考谣言及防骗提醒——高考前是关于考试的谣言，现在是关于录取的谣言。点开看看，从“意外之喜”到“志愿指导专家”，从“钱学交易”到“特殊渠道”，五花八门，涵盖了从高考到招生的方方面面。

谣言折射的是社会心态，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要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么病急乱投医。社会心态折射的则是高考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一次考试，全家动员，一场录取，全社会关注。

正是因为这样的深刻影响，使得每一次的高考改革都成为舆论的中心，有个风吹草动，万众瞩目，没有风吹草动，更万众瞩目。有了改革举措，利弊权衡，议论纷纷，没有改革举措，引发固化守旧的担忧，更议论纷纷。正是在这种关注—批判—改革—再关注—再批判—再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的高考制度成为中国最频繁密集的改革领域，如李木洲在文章中的判断：“高考，自1977年恢复以来，伴随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浪潮进入频密变革期。据统计，国家与省级层面的各类高考改革至今多达30余次，而其中关于高考内容与形式的改革最多、最密。”

也如研究者所说的：“60余年的高考史也是由一系列改革构成的高考改革史。与西方国家的‘高考’更偏重于测试技术不同，中国的高考则兼容了测试技术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且两者紧密融合难以区分，这无疑增加了高考改革的复杂性。

中国高考制度史是一个不停息的改革史，每一个棘手的高考问题大多也非从天突降，而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没有明了高考问题与高考改革的历史性，就无法切入实质，也无法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80后”的李木洲是研究中国高考改革的新锐学者，从他的专著《高考改革的历史反思》到最近的一系列课题、论文，他的学术脉络就是如何从历史的逻辑和现实意蕴中解释研究高考改革。历史的逻辑，是要知道高考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实的意蕴，则是要知道高考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困境，甚至“陷阱”。之所以如此，当然源于高考改革太复杂，牵涉的面太多太广太深。没有多维度多角度，看不懂高考，有了多维度多角度，说不清高考，这也让很多学者的研究充满了“矛盾”——高考改革总是在各种利益、观念、地域、时代的博弈中努力地保持平衡，解释这种平衡就不免要两面着墨，正反同构。比如，李木洲自己的一个“矛盾”：他一方面在大力从事“高考制度现代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大声呼吁避免掉入“现代化的陷阱”。这其实有点儿像中国高考改革的进程逻辑：不能不变，又不能大变瞎变。这让人想起2014年新高考改革《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前夕，时任教育部长的袁贵仁说的一段话：“我们不会走旧路，要改进大家觉得不满意不科学的地方；我们也不走错路，因为这会影响一代人，决不能允许发生颠覆性错误；我们也尽量不走弯路，留下很多后遗症。”

不走“三路”论，既看出来改革的决心，也看出来改革的谨慎，毕竟高考改革延续的是过去，影响的是当下，波及的是未来，每一个细节的改变，影响的都是一方人，一代人。

高考牵涉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看法多了，变成了比声音大小，比态度激进，反倒淹没了很多理性和学识的声音。就像一篇评论李木洲《高考改革的历史反思》一书的文章中所言：

关于高考改革如何推进则存在激进派与稳健派两大阵营……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

听多了各种喧嚣的微信微博号式的声音，读+周刊专访了李木洲，听听另一种声音。

【访谈】

新高考改革能否顺利推行

取决于高中教育的完善程度

新高考改革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读+：最新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已经公布，结合40多年来高考的变迁，高考改革的主要思路和逻辑是怎样的？这次的高考改革又和以前的高考改革有哪些不一样？

李木洲：高考上连高等教育，下引基础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核心枢纽。恢复高考42年来，高考改革从未停歇，可以说高考改革一直在路上。纵观40多年来高考的变迁，高考在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命题方式、名额分配、录取机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最为主要的是实现了考试形式的多样化、录取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招生评价的综合化。因此，从高考变迁的方向来看，高考改革的主要思路和逻辑是通过考试招生方式的改变，发挥其牵引作用，以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

2014年《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正式启动。截至2019年4月，先后有浙江、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湖北等14省市分三批实施或公布了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此次高考改革和以前的高考改革相比有两大不同。一是改革的定位不同，以前的高考改革主要是单项推进的局部性、尝试性、探索性改革，对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高考制度体系没有清晰的目标。而新一轮高考改革则注重顶层设计，强调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局性，对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高考制度体系有明确的目标，即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二是改革的性质不同。如果说以前的高考改革只是在方向上作量变的增加，那么新一轮高考改革则是要实现高考制度的质性转型，即形成高校选科、学生选考、多次考试和更多选择的“两依据，一参考”的录取新机制，彻底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单一化评价录取模式。

读+：新高考改革已经在一些地方试行了几年，就您掌握的资料数据，成效如何？又有哪些问题亟需避免？

李木洲：新高考改革自2014年启动，到目前已有两批试点省市先后实施新高考方案，既取得了一定成效，达到部分改革目标，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就主要成效而言，根据袁振国课题组对浙江、上海的调查显示，80%的考生、家长、教师对“6选3”的科目设置持认同态度，认为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促进学生兴趣、个性及专业发展；从招生录取情况看，高校招生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现了从软挂钩到硬挂钩的转变，有利于引导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90%的受访者对外语“一年两考”持赞成态度，认为减轻了偶然因素带给学生的心理压力；高考不分文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基础素养和综合能力，其中浙江考生文理交叉率达到78%，上海考生文理交叉率达到80%，且文理不分并没有降低数学的区分度。

从新高考的突出问题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工科基础学科——物理、化学、生物遭遇历史冷遇。据有关调查统计显示，“2017年浙江省29.13万名考生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占比为27%，上海市选考物理的考生占报考总数的30%；而改革前，2015年浙江省普通高考报名人数为28万，其中报考理科的17.71万人（参考物理考试的人数），占比为63%。”可见，改革前后，考生在选考科目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与偏向性，这与高考改革的初衷有较大出入。另外，由于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科在总分中的权重较大，导致部分中学选择性地削弱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性理工科教育教学等不良现象。二是由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次数增加，不仅扰乱了高中正常教学秩序，而且导致高中师生考试负担加重。以致有媒体报道，“一年两考其实是一年三考，由原来的一次冲刺，变成了现在的反复冲刺。”因此，新一轮高考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中教育的完善程度，其前提是要实现高中师资的高度均衡化，确保能够开足、开齐各门学科，同时还需通过政策监督规范高中教学行为。

高考改革必须兼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读+：每一次的高考改革都会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而所有争议中，最主要的焦点就是公平。从今年开始高考加分越来越严格，自主招生也越来越难，直接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高考为什么一定要守住社会的公平？其他国家的高考有没有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

李木洲：高考改革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争议，一方面在于高考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期望，包括个人期望、家庭期望乃至国家期望。对于弱势阶层的个人与家庭而言，期望通过高考实现个人阶层的向上流动，进而改变个人命运与家庭命运；对优势阶层的个体与家庭而言，期望通过高考进一步稳固或巩固现有优势阶层地位；对国家而言，则期望通过高考改革引导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发展，以及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在于高考是名副其实的高利害、高风险、高竞争的大规模教育选拔考试，每年高考人数总体保持在千万左右，同时其所涉直接利益主体众多，包括考生、家长、中学、大学、考试机构等，而如何平衡与兼顾多方利益充满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因此，高考改革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引起不同利益方的争议。

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强调公平是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导向。随着高考录取率的不断提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的主要矛盾已由“上大学难”转变为“上好大学难”。因此，高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主要途径，其公平性是衡量我国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高考公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既合乎情理，也实属自然。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是由政府主导设计与实施运作的重大社会制度，具有重要的国家权威性和社会导向性，牵动着千家万户的敏感神经，而一旦高考公平受到社会质疑，便会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新一轮高考改革规范高考加分、压缩自主招生规模，无疑是防堵高考招生制度漏洞，维护高考公平的重要举措。因此，维护高考公平就是守住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它对于弘扬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追求公平公正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都非常重视“高考”公平问题。守护社会公平，不仅是中国高考的社会责任，也是其他国家高考的重要社会责任。

读+：高考改革应该是各种矛盾的平衡与妥协，但从不断的改革和争议看来，还在寻找比较稳妥的平衡点，这和社会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什么关系？

李木洲：高考本身存在三大复杂性，即制度系统复杂性、利益关系复杂性和环境条件复杂性。就利益关系复杂性而言，高考存在考生、家长、高校、政府等众多利益主体的利益纠葛与博弈的问题，因此，高考改革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也是为什么不管高考怎么改，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争议。恰如刘海峰教授所指出，高考存在八个方面的两难问题，包括“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等。不过，在这些诸多的矛盾当中，有些矛盾是考试活动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化解的永恒矛盾；有些矛盾是历史阶段性的，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调和；有些矛盾则是制度设计缺陷所致，它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化解。

当然，高考改革难以找到比较稳妥的平衡点，与社会各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从高考核心利益主体的利益来看，对政府而言，在于能否在合理的成本下满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战略选拔需求；对考生而言，在于能否在科学竞争之下公平地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高校而言，在于能否招收到符合办学宗旨与培养条件的合适新生；对中学而言，在于能否减少高考指挥棒的负向功能，确保中学的正常教学。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

事实上，国家高度重视高考改革，为平稳推进高考改革，国务院于2012年专门成立了“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教育考试重大问题、重大政策进行调研、论证并提出咨询意见，同时研究制定教育考试改革方案，指导国家教育考试改革试点等。可以说，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对推动高考改革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学者建议建立“高考改革听证会制度”，为民众提供一个就有关高考改革的公共事务协商、辩论和批判的平台。这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一，它有利于正面听取社会大众对高考改革的意见，为高考改革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表达与沟通渠道；其二，它有利于宣传与深化社会大众对高考改革政策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改革共识的达成；其三，它还有利于协调与统筹各方利益，使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减小推进高考改革的社会阻力。当然，高考作为国家考试，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蕴含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思考。

重提“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读+：您提出了高考改革应推进现代化，又要防止现代化进程中的陷阱的观点，它的内涵是什么，又基于怎样的现实判断？

李木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考作为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其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进高考改革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我提出高考改革应防止“现代化的陷阱”，其实主要是一种提醒或者警醒，因为高考现代化需要一定的基础与条件，在推进高考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现实条件，注意推进速度与规模，尤其是在学习和借鉴他国高校招生制度时，不能盲目照搬或照抄，而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取长补短，加以改造。

高考现代化有一定的现代性特征，如良好的科学性、公平性、多样性、自主性、专业性、综合性、民主性及法治性等。但是有些现代性存在两面性，它需要一定的条件积累，否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这就成为高考现代化的陷阱。我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破除“一考定终身”和“唯分录取”等过于单一化、客观化、一刀切等弊端。然而，在打破客观而统一的衡量标准之后，那些主观而多样的衡量标准，既可能成为特权寻租的漏洞，又可能演化为优势阶层的专利。

此外，我国经济、教育等总体发展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阶层差异，若“过快”地弱化统一高考的地位，或“过重”地强调综合素质评价在录取中的作用，无疑会形成新的高考壁垒，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和阶层壁垒。因此，新一轮高考改革应注意把握推进的速度与规模。

读+：近日深圳副市长王立新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有必要重提“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这个观点是否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李木洲：“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响亮的口号曾经激励了无数学子选择走“数理化”的道路，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造业、基础工业等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国家综合实力的国际竞争在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我国也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历史关键期。而“数理化”是发展自然科学和国家战略科技的基础性学科，可以说“数理化”人才的发展与储备确实关系到国家制造业、基础工业、科技行业的兴衰。因此，当前重提“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这句口号，代表了国家发展对某些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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