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回溯源远流长的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建构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并为新时代的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建构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议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城市史领域更是如此。在现行城市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欧洲模式、欧洲道路、欧洲经验是城市历史叙事的中心，基于欧洲历史叙事的理论体系占据着城市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有关中国城市的历史叙事往往被边缘化甚或另类化。这既有违于历史事实，更是研究理念与方法上的重大偏失，亟待去伪存真，拨乱反正。

城市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以“欧洲中心论”为主要样式，许多西方学者（也包括不少中国学者）往往以欧洲城市发展为“理想类型”去权衡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凡与前者发展模式相悖者皆为“反常”或“偏离”。在西方学者有关世界城市史的综合叙述中，欧洲（包括近东）城市常常是叙事的中心，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则语焉不详。他们认为，世界城市起源于近东、发展于欧洲，而至晚近，欧洲更是城市化的样板。

以近东地区的城市起源、欧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概括世界城市发展的全貌，这无论从认识论上、抑或是方法论上都失之偏颇。人类文明史已清晰表明，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因地而异、道路不一、形态多样。欧洲城市的历史叙事只是世界城市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或许在某些方面（城市自治等）、某一段落（近现代）有突出发展，然而仍不足以代表世界城市发展之全貌，无法涵盖世界城市发展的多样性、连续性的丰富内涵。仅仅依据欧洲城市的历史叙事来总括世界城市的历史全貌、并将城市发展的“欧洲道路”视为具有普世性的历史规律，进而形成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显然有违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全面性原则。

建构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应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成见，以更加开放融合的理念、宏大宽广的视野、客观科学的立场全面研究城市起源、发展、转型、变革的系统过程；重新审视中国及东方城市在世界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功能地位；将中国城市发展置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作长时段的全面考察。惟其如此，才能解放思想，拨开迷雾，辨章学术，正本清源；进而开阔视野，拓展领域，将中国城市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境界。

建构城市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书写中国城市发展宏大叙事的学术使命，是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时代要求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表明：近东及两河流域是城市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城市（乌尔、杰里科、比布鲁斯、阿勒颇等），然而这个“新月地带”空间局促，部族众多，文明交迭，频繁的部族迁徙与战争使这些早期城市难以获得长期稳定发展，城市进程时有中辍。欧洲上古有希腊罗马灿烂的城市文明，诞生了诸如雅典、罗马、柯林斯、叙拉古等名城大都，惜乎难以持续连贯，此后即遭遇“蛮族入侵”的长期浩劫，继而陷于漫长中世纪的倒退，直到近代以后，才又在一个新的节点上重新起步。

中国城市发展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城市文明的曙光虽不是最早出现在这里，但中华大地却是城市发展绵延时间最长、发展进程最为连贯完整的历史舞台。中国的城市自上古（约公元前16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绵延不断、生生不息。虽然在不同时期，城址的选定、城市的空间分布与职能结构也时有变动，但基本格局一仍其旧，整体上构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连续性的城市发展谱系，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个完整样本，为我们深入揭示城市发展变迁的机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素材。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大历史”为城市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大舞台，在这一大舞台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海内一统的盛大气象塑造出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那样规制宏大的帝都皇城、通都大邑；在这一舞台上，南北交融、东西互动所形成的覆盖九州、辐射八荒的商业活动孕育出苏州、扬州、益州、广州、明州（宁波）、泉州、汉口、佛山等为数众多的商业都会。它们的规模与功能影响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城市。广袤的中华大地因长期的政治统一而形成社会经济与人文地理的高度整合，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仅有的跨越不同时代而完整如一的社会历史空间，这个纵横数万里的社会历史空间演绎着一幕幕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论是规模巨大的南北军事斗争、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大潮，还是纵贯南北的宏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与扩建；不论是长江流域跨越数千里的经贸互动，还是历经千年、跨越五洲的“丝路”贸易与海上贸易；都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持续而强劲的动力，成为中国城市生生不息、接续更新的不竭源泉。这样宏大的社会历史舞台为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所仅见，而它足以使中国城市构成一部自成体系的发展谱系，形成一幅具有自身系统特征的城市发展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以其绵长、连贯、系统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并世无双的完整样本，那么中国古代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有关城市的典籍文献则为我们书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城市史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历史案例。从《周礼·考工记》《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地理志》；从《洛阳伽蓝记》《三辅黄图》《雍录》到《两京城坊考》《宋东京考》；从《东京梦华录》《武林记事》到《历代宅京记》《日下旧闻》《汉口丛谈》，以“城邑”“市镇”为记述对象的典籍文献代有所出、系统连贯。唐宋以降，各朝《会要》均设“都邑”类目，大型史志类书《通志》开始增设“都邑”专题。（郑樵《通志》专设“都邑略”，此后的《续通志》和历朝《通志》皆沿其例，设置“都邑略”。）而卷帙浩繁的地方史志（尤其是方志）则设有“城邑”、“市镇”的专题以详述各地城镇发展情形，这些极为丰富的城市史专题文献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城市史、进而建构城市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立足中华文明、植根中国大历史，将城市的发展演变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时空，我们可以全面系统地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入观察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政治格局变化、经济地理格局变迁、人文要素变革与城市发展的结构性关联。我们还可以探索人口流动、区域互动、市场变化、区间贸易、洲际贸易与城市空间分布、职能结构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些基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城市叙事将书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并就此架构起一个内涵丰富的城市史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表达着城市发展的“中国叙事”，体现着城市发展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样式”，从而构成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

（原载于2019年5月8日《湖北日报》；5月11日发表于“学习强国”平台。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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