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校长谢红星（右）、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左）中国教育在线/摄
“偶遇”历史专业让我遇事多了一份淡定从容
陈志文：
说到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人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波澜壮阔”，我自己也感同身受。那么再追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谢红星：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奇迹，对我个人来说，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高考，对我们那一代人是从骨子里面由内到外的一种彻底的改变。
当时我就读于湖北一个偏远的农村的中学，如果没有高考，我们的人生目标基本是固化并且可以预见的，比如说做一个农民，或者说运气好，招工做一个工人。而恢复高考制度，让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打开了一扇窗户，觉得未来充满着希望和无限可能。
当时得知自己考上大学那种澎湃于内心的狂喜和激动至今历历在目，可谓刻骨铭心，当然那时候的感情表达都非常内敛。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也会觉得高考对自己有一定的影响，但跟我们这代人的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志文：
您是1983年上的大学，您觉得那时候的大学和现在的相比有什么变化?就读武汉大学带给了您什么，或者说改变了您什么?
谢红星：
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升，城市环境面貌的改善，这些都对大学有所改变，我想今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以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当时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们可能更多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生存环境，但是考上大学以后，不仅仅是社会上会把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时代的精英，会有更多家国情怀和对国家未来命运的思考，所以在整个价值观念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武汉大学，或者说大学生活，虽然对我的浓重的乡音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灵魂。特别是从思想的改变来讲，我觉得那可能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陈志文：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这个专业，您觉得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有什么不一样?
谢红星：
首先在我们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纯属偶然，因为我历史课的成绩，在我们班上是最高的。但是选择历史专业之后，我觉得它对于年轻人的价值观念、观察问题的方法论以及对于生活社会的一些分析和思考，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一个人的工作阅历的增长，年龄的增大，很多问题比如社会改革发展的问题，或者一些非常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追逐名利成功的浮躁，从我个人来讲，可能会看得更加淡定一点，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显得稍微从容一点。
所以我觉得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其他的学科，它通过人类对于科学、对于知识的一种研究、思考、探索、批判等思维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学学科所带来的好处，还不如说我们将来的大学教育过程中，在所有专业知识的传播灌输的过程中，也要注重这种方法论，也要注重对于学生成长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要在科学知识的学习探索、掌握和了解的过程中，就要开始学会思考，学会分析，学会判断，学会指引。因为科学的真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都是一个不断思索、实践的过程。历史学有这个优势，其他学科的这种功能，也是值得总结和提炼的。
“竭尽全力为同学们提供最优的教育资源”
陈志文：
您工作履历的第一站是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读书留校，成长为副校长。然后第二站就到了长江大学，在去之前，您对于这所高校的认知是什么?
谢红星：
我是一个喜欢接受挑战的人，我本人在武汉大学做了七年多的副校长，在这个过程中，我经过了三次分工调整，分管过行政、业务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历练。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关于大学的发展，我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因此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讲，希望有一个平台，让我去有所作为。
去之前我对长江大学的了解并不多，即便去了也有一个不断深入了解、思考的过程。我觉得不管这个学校的基础如何，既然组织上安排我到了这样一个省属的大学去，我肯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好这个平台，来做一些自己想做、而且有可能成功的事情。
陈志文：
您认为在长江大学遭遇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谢红星：
长江大学这样一所合并的高校，我们还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重新定位;对于师资队伍的结构调整上我们要重新谋划;对这所四所大学合并产生的一所新的大学，它的发展方向要重新思考;当时的基础保障条件，比如说学生寝室的空调问题，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校区之间的交通问题，这些都是很多大学在2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给解决的事情，但在我还得从头开始。
所以长江大学的困难，坦率地说当时的确比较多，比如说当时的四校合并，学科专业的差异性比较大，办学的区位优势不明显，而且在合校的时候也没有很好地完成校园里面的整合，对于这种省属还在省城之外的学校，我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最艰难的，就是合并院校之间实质性的融合还没取得有效的进展。也就是说长江大学作为四所学校合并而成的大学，它的学科的差异性很大，如何把这个1+1大于2的效应发挥出来，这是我碰到最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来自于外部支撑条件的挑战，区域经济当前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80年代或90年代的时候，所有大学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应该都差不多，比如教师收入都非常低，信息都比较闭塞。但是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地域之间的差别逐步拉大，那么高水平的大学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像我们这种省属大学，获得的支持相对就少，这种马太效应使得发达地区的大学发展速度更快，而像省属的这些高校则会陷入发展的窘境，我感觉这是地方大学发展过程中最难受的一件事情。
陈志文：
您在长江大学的时候，曾经说过“不敢保证同学们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教育，但会竭尽全力为同学们提供最优的教育资源”。4年过去了，你觉得达到预期的目标了吗?
谢红星：
这句话是基于我的一种公平教育的理念，我曾经在《中国教育报》上刊发过一篇文章，让公平的教育像阳光一样撒播在每个学生的心田。因为我觉得作为大学来讲，或者说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讲，应该是通过教育，让我们的学生公平获得基本的教育保障条件。我在长江大学工作的时候，不管这些学生来自什么地方，他们的出身如何，我觉得这个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或者说我们要提供给他们的，是在这个大学里，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关注，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尊重，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我当时提出来，我们不可能保证做得最好，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感觉到全面发展、全面成长，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成长。因为我觉得大学的教育要提供给大学生这样一种公平的环境。
但是这个我非常遗憾，我自己觉得没有完全实现，我想如果长江大学的学生，能够给我60分，我就非常满意了。
这种遗憾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基础条件的不足，比如说学生的寝室标准化，教室的硬件信息化。还有公平教育的理念，对每一位学生的尊重，对于关注每一位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还没有变成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直接的行动。比如对于学生学业上的指导，我们是不是能够关注到那些家庭出身比较贫困的学生或者思想走了弯路的学生，是否也能对于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包容和引导。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我也希望这种公平教育的理念，对于每一个学生尊重的理念，成为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个信仰。
湖北大学校长谢红星 中国教育在线/摄
湖北大学应对省属其他高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陈志文：
我们再说湖北大学，这是您的第三站了，您刚刚到湖北大学两个多月，有什么样的感想?
谢红星：
因为从综合实力来讲，湖北大学是湖北省省属高校中排在第一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包括我们湖北大学的老师们都说，湖北大学是湖北高校的排头兵，因此我的压力非常大。湖北大学必须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要缩短与中央部委所属学校的差距，要缩小与其他省份省属学校的差距，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
陈志文：
地方大学必然要和地方的社会经济相互支撑。湖北大学是湖北的一块招牌，您觉得湖北大学对湖北的价值或意义，或者说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谢红星：
湖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型的大学，立足于湖北，所以必须服务于湖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第一个方面，从办教育来讲，我们要通过自己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服务社会的能力，乃至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上，要发挥引领作用，要当之无愧地成为湖北省省属高校的排头兵。
第二个方面，就是湖北大学在特别是党和政府所期盼的一些战略上，比如响应湖北的发展战略，“一芯两带三区”的发展战略，在促进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上，我们也在思考自己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设置上、在成果的转移和转化上，在主动地对接湖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上，我们也应该做一些贡献。
第三个方面，就是湖北大学作为省属现在排在前列的高校，应该对于省属的其他高校，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来影响带动其他省属高校的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去学习其他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的经验，而且要与他们共同发展。
陈志文：
对于湖北大学，您的愿景或者目标是什么?
谢红星：
第一、对湖北的高等教育来讲，我希望湖北大学能够引领湖北的发展，让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湖北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第二、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讲，我希望湖北大学作为一所地方的高校，也体现出我们湖北的特色，无论是在文化底蕴的积淀、人才培养的特色，还是服务社会的能力，能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大学，成为一个有自己特色和个性风格的大学，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我们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强调润物细无声，大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双一流”建设应梳理好学科与专业的关系
陈志文：
“双一流”目前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您怎么评价“双一流”?
谢红星：
“双一流”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对于提高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提升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确实意义非常重大。因此每一个省，除了国家层面支持的“双一流”建设的学校以外，也在省内制定了自己的“双一流”发展战略。我觉得这里面体现了，第一是分类的作用，就是国家层面重点建设一批“双一流”大学，每个省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建设一批“双一流”大学。这样一种分类，体现了国家层面“双一流”大学的一种带头和引领作用。第二是通过省、市不同类别的双一流学校建设，让地方上的大学更加注重质量和内涵，更加注重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
陈志文：
在“双一流”建设中，湖北大学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谢红星：
我认为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一定还是要围绕着一些优势学科做大做强做实。因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一所学校能够成为一流，肯定是要有一些学科成为一流，只有一个学校有几个一流的学科，那么它才有可能是一流的大学。
第二个方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地方高校来讲，我们在强调一流学科对于一流大学的作用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双一流”的建设过程中，要梳理好学科与专业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少量的学科是比较强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培养人才，而我们培养人才，是基于我们的专业设置。但是地方高校的专业是偏弱的，因此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发挥优势学科对于人才培养的带动作用。
陈志文：
“双一流”建设也掀起了一场高校的人才大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红星：
人才的竞争、流动在高校永远是一个常态。正常的、合理的、有序的人才流动，对于高校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学术的交流，思想的交融，我认为是积极的，有效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倾向不太好，就是把“双一流”建设变成人才大战，把人才大战变成各类头衔的“帽子大战”，进一步地造成了大学评价体系的功利化。
学校互相去挖人，首先出发点是不健康的。一个方面是为了自己发展自己的学科专业，但是也在学者之间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觉得本身就起了一些不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它对学术体系产生了一种冲击，也是对于学者互信的一种伤害。
希望新一代大学生抵制住各种诱惑，不忘初心
陈志文：
您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并且您一直在学校，接触了不同时代的大学生，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和过去的大学生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谢红星：
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当年的大学生共同的地方，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有青春、有活力，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还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青春和激情，每一个时代大学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无非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表达的方式含蓄一点，今天的大学生表达的方式张扬一点，实际上内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于成功的渴求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过去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可能更多地专注于学术，学习，自己的综合素质，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语水平、交际能力、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是有欠缺的。今天的大学生，这些能力都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强。
陈志文：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不足，如果您给他们一句话，一个建议，或者说一个期望，您想说什么?
谢红星：
如果说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年代的大学生受到的诱惑太多，这种诱惑伴随着功利主义的商业社会带来的机遇，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大学里面多学习、多思考、多实践，不忘初心。
原文链接：http://www.hbskw.com/hbsk/p/412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