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明，1951年6月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重点学科（中国文化史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校工会主席、学报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及台湾《孔孟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等，与人合著有《中华文化史》、《张之洞评传》等，主编著作、丛书多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社科成果奖和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荣誉。
（何晓明教授近影）
走访何晓明教授，是在历史文化学院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何教授希望这次采访不要成为“采访”，而是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如此，一位年逾花甲的长者，一位潜心研究的学者，坐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展开30多年研究心路历程的画卷……并最终形成了这篇访谈报告。
（何晓明教授（前排中）与交流学生合影，2016.7.1）
（何教授代表性论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
【访谈内容】
1.您于1982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留在湖大教书是否和这段经历有关呢？
何晓明：我毕业时是包分配的，有国家的下达计划，比如一个班40个同学，就安排40个岗位。这种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强制性的，叫国家统一分配。那一年，我们历史系有5个留校的名额，我当时就是这5个之一，这是我留下来当老师的最主要原因。
2.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和当老师呢？
何晓明：当时不是看我们想当什么，是不想当什么。那个时候不想去化工厂里面当工人，化工厂的环境不好，想来武汉市工作又是很困难的。考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当时考大学的动机。填志愿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关注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是想我能考取什么，能学好什么。我上初二时数理化很差，大学就考的文科，因为考文科才有可能考上，出分填志愿的时候我按照哪门课分数最高报的哪个专业，就这样学了历史。后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历史几年，也逐渐有了成果，就觉得自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给了自己一定的信心。
3.您是如何平衡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呢？
何晓明：我认为教学和科研之间没什么矛盾，相反，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学术进步和课堂质量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师搞教学，如果没有科学研究作为基础，就不能上好课。反之，如果一个老师连课都上不好，怎么去搞科研呢？科研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不具备这两种能力也不能上好课。当然，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比如公共课的老师，每周有二三十节课，这样的老师会存在这种困扰，但对于其他老师来说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平衡的。对于我来说，我把自己研究的成果拿到课堂上来，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可避免“照本宣科”的授课模式，教给大家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总之，没有科研的大学老师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4.您在历史研究中，面对有两个或几个对象做比较的时候，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吗？
何晓明：我写过几篇关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韩非和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的比较。马基雅维利写过《君主论》，而韩非是中国古代法家代表，法家又是强调君主专制的必要性。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中间隔了一两千年，都对君主专制制度做了很深的研究，于是我就把这两个人的政治思想放在一起研究。还有一篇文章里，我把郭沫若和陈寅恪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以往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出现“贬低郭沫若，抬高陈寅恪”的普遍现象，这两个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我把他们俩放在一起研究，并不是说他们有哪些不同，而是说他们有哪些相同。也有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但不是将他们俩比的越来越不同，而是他们俩共同体现的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特征。比较研究要避免简单的罗列对象的不同，比如说两个人，性别、体重、身高、性格、阅历不同等等，而必须如黑格尔所说，“比较二者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前两篇文章都有这样的思想，要将这句话贯彻到比较研究中。
5.我们在学习时一般会觉得文化史比较困难，那么您在对我们研究文化史上有没有一些建议？
何晓明：研究中国文化史，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有一个必须要研究的，那就是先秦的文化。先秦那一段是中国文化史上比较丰富的一段，如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文化史的源，其他都是流。一定要用很大的精力把先秦诸子的思想弄清楚。在资料上，我推荐用中华书局的一些注解本。把先秦的弄熟了，然后再说研究。比如《论语》、《老子》、《孟子》、《韩非子》等著作。即使是研究近代，也不能跳跃这一段，这个领域里前人的研究非常丰富，所以创新很难，更不要说去推翻一些研究。比如最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所写的一些推翻前人思想的书，遭到了学界的批评。那些论点，要么就是大家说过的，要么就是站不住脚的。我并不怀疑他的水平，但是在这一领域，2000多年来，多少学者辛勤耕耘，并不是说你两三年研究就能推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是最难的。这里有很有名的一句话：说有易，说无难。即是说，说这个事情有，很容易，找到一个例子就行了；而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那么就需要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吃透了，你才能说无。那么，创新的前提就是无，所以说创新很难。需要对学术有一些敬畏，不能做井底之蛙。实际上，中国思想学术无边无沿，创新不容易。如《中华读书报》，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些动向。所以，社会科学在它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立刻拿出一些创新成就。
（何晓明教授著作《〈孟子〉与中国文化》）
6.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哪些关注点？
何晓明：这个可以理解为是我比较系统的一个研究，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是我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比较热的话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从19世纪中叶到今天，可以说到今天这个进程还在延续。近代思想很活跃但并不是杂乱无序的，主要有三大思潮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我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我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在这方面，我写了一本书和十多篇文章，我们跟圈子里交流也比较多。我之所以接触到这个话题，其实跟我自己之前的研究很有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华文化史》写完之后，我和冯天瑜先生一起，写了一个《张之洞评传》。在写张之洞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对张之洞的思想有个整体把握，有个基本的定性，把他放进中国近代思想流变的大环境中的定位，那个时候就最先接触到了一个概念：文化保守主义。当在撰写《张之洞评传》时，认为张之洞是19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纲领，从此开始深入研究文化保守主义。在《张之洞文化人格论》中将张之洞在思想史中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发现不仅仅张之洞有这种思想，近代史上的很多人特别是晚年都有向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回归，如康有为、辜鸿铭、严复等。严复曾认为近代西方思想的要害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民主”仅仅是一个手段，核心是“思想自由”。他认为西方社会进步快就是因为“自由”，“民主”是保护“自由”的一种办法、一种手段。但当到严复晚年的时候，思想转变，认为“孔孟之道，泽被全人类”，还是要靠“中庸、忠恕”等思想。这些思想家晚年发生转变的原因，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存在。文化保守主义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比较晚，大约在1900年前后，而我认为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标志性的人物是冯桂芬。我算是这种学术观点的代表。
（何晓明教授与冯天瑜教授的合著《张之洞评传》）
7.您有什么话想对历史学学生说？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研究态度呢？请讲讲您的研究经验。
何晓明：学习历史不要想太快地出高水平成果，不要给自己提出太高的不切合实际要求，要有坚韧的精神。范文澜先生曾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长期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要靠大量的材料积累，同时应当分析考证其真实性，要让观点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所以说文章不写一句空话，历史学家的言论全部都是建立在对大量的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不是“空”的。历史学是一种朴学，很朴实、老实的学问，需要花心思去找材料。收集资料是历史学最最基础的部分。虽然现在网络、数据库很发达很方便，收集资料的工作计算机能够帮我们很大的忙，但是分析还是要靠自己，要舍得花时间，不要过度追求所谓的“一鸣惊人”。历史研究不可能“一鸣惊人”的重要原因就是与研究者的人生阅历和历史研究息息相关。人生阅历没有捷径去取得，只有经过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磨练才能获得较为充分的人生阅历。在同等条件下，人生阅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起极大的作用。有很多同学认为我何老师很了不起，刚上大学就可以发表文章。我说：“应当反过来看，我上大学27岁，而你们27岁博士都快要毕业了。27岁的阅历要比现在18岁进大学的阅历丰富得多。”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社会，研究者的社会经历、体验、感悟可以帮助研究社会本身。阅历需要时间经历才能取得。历史研究者的高水平阅历也必然是丰富的。再高的智商、再多的勤奋，没有一定的阅历也是难以研究的，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我把事情看穿了”，就是因为阅历丰富，见识的多了，看出规律，自然便懂。把对规律的把握放在历史研究中去，将心比心，依托阅历思考古人为什么会这样想。同样的材料50岁和20岁的人都能看懂，但体会绝对不一样，把50年的生命积累和材料发生呼应和把20年的生命积累和材料发生呼应是远远不同的。
在不要想太快地出高水平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将其作为懒惰的理由，操练的功夫要越早越好。要不断地想问题，把问题的结果记录下来，最好能够发表出来。“操练”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想问题，不断地把问题的结果记录下来。当向老师求教的时候，不要脑袋空空，不要想着老师给自己脑袋里面装东西，要带着问题，和老师讨论问题，才会有收获。这个问题正是来自于“操练”，如果停止“操练”，学术不可能进步。水平提高并不是老师往你脑袋中装了很多东西，而是通过自己“操练”得来的，得到的是老师的帮助。自己“操练”就是带着问题学习，自己思考判断某种观点，有想不明白，有肯定为什么肯定，有否定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新的论证方法……成名是很晚的事情，操练要趁早。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全是锻炼出来的，全是自己练出来的，不可能是老师教出来的。论文写作方法没有哪一个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思路、文笔文风。“操练”并不深奥，是可以接触到的。研究正是从“操练”开始的，自己会逐渐建立体会。另外，同学们不仅要读历史专著，还要看一些哲学、逻辑学方面的书，要看某些文章的作者是怎样运用逻辑、方法把材料、结论连成一体的，琢磨结构、方法。论文的思维能力就是逻辑思维能力，什么是总的、什么是分的……逻辑思维能力好，能够一五一十、有条理地讲出来。材料要梳理，理论要分析，要有理论兴趣，想自己会怎么写怎么做，拿文章给老师改，寻求思想进步。你的能力行不行体现在文章中，老师办法高明之处在于能不能将你的文章变得更好。生活常识、人之常情对我们研究历史非常有用。
8.您如何看待学术的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关系？
何晓明：当下一些以讲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的成功并不代表学术的成功，也不代表历史学的成功，而是媒体的成功。媒体追求社会效应，有自己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与学术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学术的讨论也许很多人不感兴趣，很多人听不懂，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价值。传播可能是搞得越热越好，但学术刚好相反。越热闹的地方可能离真正的学术就比较远了。真正好的演说并不会过于追求细节的精致与完美，形式的精美并不能掩盖内容存在的问题。我在光明日报发过一篇文章，叫做《走出“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认识误区》，真正讲历史讲得好的人经常不是历史出身的，但学术的研究不能社会化，它本身就是一个远离热闹的事情。
9.您在研究中会遇到寂寞难熬的时刻吗？
何晓明：说寂寞也不会寂寞，真正做进去就不是寂寞了，看你自己把什么当做成功了。如果你认为在人前的光鲜是成功，那么你自然觉得这就是寂寞了。太热闹的地方往往无助于研究。
10.您怎样看待自己取得的荣誉呢？
何晓明：关于名誉，不要想太多。真正做研究的人，他的所有都在作品里而不在名利上，尊重学者就去看他的作品。了解某一位老师，和他本人接触不接触没有关系，可以去查阅他的著作。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你知道这个鸡蛋好吃就够了，没有必要去找那个下蛋的母鸡”。对于大的学者，你去面见他，不如去学习他的成果和研究心得。
【访谈后记】
见过何晓明教授，才知道研究带给人是多么大的精神动力，已是满头白发的何教授目光依然炯炯，言语掷地有声。聆听的过程是让人明智的过程，在其中，一点点感受着何教授对专业的热爱，对研究的热爱，让人感受到一种最为质朴、最为简单的感动。“用时间换学问”是他常说的话，历史研究本就不是一项速成的工作，除了深厚的学问功底，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经验，这些都决定了历史领域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是在时间的沙漏下一丝一丝探究得来。
在一言一语的交谈中，何晓明教授教导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保持敬畏与谦逊。社会科学很难创新，我们要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脚踏实地，不能急于求成。同时，他更教会了我们一种研习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历史是一门朴学。历史没有范围，它与时间并行，那些用一生伏案研究的学者，是我们值得敬佩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未来，我们将逐步接触和深入历史研究，漫漫长路，我们的学问还需沉淀，思想还需操练。
本文在成稿过程中参考并部分引用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何晓明教授》一文对何晓明的介绍和校内外有关何晓明的宣传报道资料，学校宣传部、历史文化学院、离退休处和通识教育学院等有关领导和老师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文/通识教育学院2015级学生：陈如雅、陈逸飞、郭皓楠、王玉雪，完成单位/通识教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