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舒怀：国家第一批文科基地负责人，《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主编，湖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字训诂，专著有《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等。
静心有为：与学术的相处之道
高邮王氏父子是清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语言文字学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一直被忽视。舒怀教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此专著中对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艰辛与幸运并存。”舒怀从1000多万字的各类著作中搜集了200多万字的资料，为《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的编纂提供内容参考。因为只有500元课题费，加上那个年代打印机并没有十分普及，没有办法复印资料，只好手抄。然而，没有地方放手抄的资料是舒怀教授遇到的又一难题。当时舒怀教授一家人居住在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家四口本来生活的就很拥挤，还要不断为这些资料腾出地方。“我当时就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抄资料，没地方放我就在天花板下加一个暗楼，把资料放到上面。”
后来，在提纲的基础上一一展开，《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初稿竟达五十多万字。带着这50多万字的书稿，他去央求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帮助出版，谁知对方开口就要30000元资助费，还说这是十分优惠的。“我当时一听就傻了眼，总共只给了我500元课题费呀，我上哪儿筹这么多钱去给他当资助费啊？”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竟意外获得了社领导和编辑一致的支持，且不必交分文资助费，“我当时真有绝处逢生的喜悦啊！”考虑到出版社的经济负担，先生也不得不从书稿中抽取一半付梓。
除此之外，更使先生感到敬佩和难忘的是在获悉书稿将要面世的消息后，语言学家、词典学家朱祖延先生欣然为此书题写书名，书法家、古代文学专家郑在瀛先生也高兴地为本书题字，使其大大增辉。
就这样在艰辛与幸运并存中，1997年仲夏舒怀教授完成了《高邮王氏父子（说文）研究绪论》，2010年《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正式出版，获得了省政府社科二等奖。师从舒怀教授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何昀介绍道：“王氏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了清代《说文》学四大家，但由于这些资料要么残佚，要么过于分散，所以目前学界对于王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训诂和古韵方面，而对于王氏治学中重要的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说文》研究则注意不够。从1994年到2002年中仅有《古汉语研究》97年第4期老师发表的《高邮王氏父子（说文）研究绪论》与之有关。”
“中国历史上语言文字学家有很多，清朝是高峰期，而高邮王氏父子又是清朝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我想我研究透他们那么我对清朝的语言文字学就掌握其主要脉络了。”舒怀教授这样解释他研究高邮王氏父子的原因。
舒怀教授另一个工作重心就是《中华大典·文字分典》的编纂工作。
《中华大典》编撰项目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1995年，舒怀凭借《文字分典初步编写方案》，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同行一起，在朱祖延和宗福邦先生牵头下，跟其他省竞争获得语言文字典这个重大项目。经过充分的资料普查，定出编目细则，组织调整队伍，于1997年10月启动编纂工作，到2014年《中华大典》正式出版，前后超过16年。原定600万字的文字分典，最终从2000万字的初稿缩减为1000万字定稿。
16年没有假期，舒怀甘坐冷板凳，埋首于书海。学生方敏回忆说“我在大典编纂工作中做了六年，平时我们还会有点时间休息，忙活其他事情，舒怀老师连周末都没有松懈过，一心扑在大典的编纂工作中。其间，查资料、定纲目、审读稿件、协调关系、健全队伍，他都亲力亲为。”作为该项目的统筹者和探路人，舒怀率先开始了文字分典的工作，解决各种疑难，为其他分典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而该项目的最大困难在于不少古籍原本已佚，演变出不同的版本。湖北大学图书馆资料不足，为了查找资料，编撰人员辗转于省内外图书馆，寻找需要的古籍、珍本、善本，然后复印回来。《中华大典》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对舒怀的印象特别深，他说，“那时候，舒怀经常来北京找我帮忙去复印资料，背个小书包，晚上就和建筑工人一起睡在十几元一夜的地下招待所。”
他把自己热爱的事业渗透进生命。分典编纂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备用书目的调查和审定、经纬目的确立和编织、资料的甄别和取舍、类聚的区分和安排、古籍的校勘和标点，都了无依傍，全凭编者对文献学与传统文字学的宏观俯瞰和微观透视。
严谨认真：与学生的相处之道
在方敏看来，舒怀的教学风格干脆利落。“难以想象舒怀教授怎么做到脱稿还能把每句话都说得那么精炼。”舒怀教授的课程结构合理紧凑，在课上从来不讲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舒怀教授很注重对学生学术基本功的培养，要求学生通过阅读白文古籍来提高学术素养，并且在此过程中自主理清学术史的脉络。舒怀的课程逻辑性很强，没有认真听讲则很难达到教授的要求。
作为一个刷新了湖北大学史上最高挂科率的铁面老师，舒教授将“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作为镜子，对自己的学生有着高要求高期望。
最初创立湖北大学中文基地班时，他认为学生的基础过于薄弱，曾强硬地要求学生牺牲部分课余时间读书。学校图书馆没有他所需要的完整的图书资源，于是便特地扩建了一个专用图书室，专门放置他的书单中罗列的书籍。为了提高学生读书的质量，他还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开读书心得交流会。舒怀鼓励学生们多看书，还要注意看什么书、怎么看书。在他看来，直接阅读他人研究后的结论对自身的提高远不如自己动脑思考，这是他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成为舒怀教授的学生们日后养成的阅读习惯。
在历史系任教期间，他要求学生会认会写繁体文和小篆。刚开始他的举措让大部分学生怨声载道，“我学历史又不是学古文，为什么要写繁体字和小篆？”可是在收获了良好成绩后，学生渐渐明白了舒教授的良苦用心。舒教授带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研究生也证明了舒教授的高要求并不是无用功。
“如果有外出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舒怀教授就会带着我们出去，给我们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舒怀对学生严厉的另一面，则是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平台。曾经在保定开完学术会议，主办方提供了两条游览路线：一是风景线，二是文物线，舒怀果断选择带着学生一起游览文物展览馆。在舒怀的心中，没有什么能比更广泛地接触研究对象、积累研究素材更重要的事了。也正是因为舒怀对研究工作如此投入，才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舒怀教授并不提倡自己的学生多写论文，在他看来，研究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没有阅历的增加，很难真正对学问有自己的深刻体会，打好功底则是最为重要的。“思想学术，无边无沿”、“不懒不急、坚持苦干”才能“棱角自现”，这是舒怀教授教给学生们的，也是他切身做到的。学术研究于舒怀教授来说，是毕生的精神追求。即使现在已经退休，他仍每天待在办公室进行研究。“老先生不打牌不跳舞，唯一的爱好就是做研究。”做研究在舒怀看来不是寂寞难熬的事，而是一种沉浸后的喜悦与充足感。研究不仅是舒怀的工作，更是一种情怀的表达，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了生活以及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带着对学术敬畏以及敬重的心态，教授坚持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
这样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在学问面前仍敬畏得像个小学生一样，不敢有一丝的疏忽和懈怠，一字一句，一段一篇，试问在人心浮躁的当今，还有几人不为任何缘由甘坐冷凳数十年？学术研究现在对于舒怀教授来说更多的是对情怀的追求和坚持，将毕生投入在自己的专业中，带来的是生命的宽度与深刻，是生命的丰富与意义。
舒怀教授便是这样用自己的言行告诉自己的学生、告诉我们，在学术面前，任何的虚假浮华都不作数，只有自己的亲身深入与体验，才能有真正的领悟。
舒怀教授正在接受学生采访
【走访后记】在接到采访任务之后，我们采访小组的成员立即着手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阅读了一篇又一篇连文字都很难认全的论文。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一篇又一篇专业的论文，竟没有找到任何一丝有关舒怀教授的其他内容，这也更加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是怎样一位学者，能做到如此地步？
正式接到任务是6月，然而此时舒怀教授身在国外无法进行面对面采访，甚至连线上采访也十分困难。于是我们联系到先生的学生，现任湖北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的方敏博士。几番联系采访后初稿完成，然而大部分细节信息因无法联系本人而缺失，无法完成最终定稿。将问题经由方敏老师传送给远在国外的舒怀教授，却也迟迟未得回复。初稿一直悬而未决拖到10月。开学后，舒怀教授也从国外回到湖大，通过电话联系我们终于敲定面谈时间。团队也补充了两位2016级新人，我们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完成了采访，也终于在10月中旬完成了采访稿。
采访稿定名为《一片冰心在玉壶》，因为舒教授在我们的心中便是如此的形象——澄澈、空明，没有一丝的杂质和欲求。教授的办公室摆设极其简单，除了一张必要的办公桌和一面装满书的书柜再无他物，很好地印证了他数十年来扎根学术的淡泊心性。采访过程中，舒教授为人严肃却不失亲切随和，在耐心回答我们问题的同时，对我们做了学业发展上的指导，并不断提及对下一代湖大学人的殷切希望，作为一位长辈，舒怀教授丝毫不吝于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学习，必要沉心静气；面对选择，不应随波逐流；研究学术，不求出名博利。人生即是一场自我修行，不需要关注外界看法，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即可。这些令我们受益匪浅。
本次走访及成稿过程中，部分参考了学校宣传部有关舒怀的报道，活动得到了文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和通识教育学院等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新闻传播学院学通社对文稿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