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家言，议论纵横惊广座；
天地九万里，声名赫奕播遐邻。
——著名辞书学家朱祖延挽张国光先生
张国光（1923-2008），湖北大冶人，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史专家，长于《水浒》《西厢记》与金圣叹的研究，曾经担任中国水浒学会第一、二届执行会长，金圣叹研究会会长和武汉《红楼梦》学会会长，发表论著及整理古籍凡千余万字。张国光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不胜枚举，自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得首届曾宪梓奖。
提起张国光先生，人们总要想到他在水泊梁山里“发现的”不一样的刀光酒热，在风月宝鉴中提出的独树一帜盛衰悲欢；熟悉他的人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他“戴着一个不算精致的小帽，提着一个半新不旧的小提包”奔波于家和学校之间的剪影；当然更多的人心里还是会想起那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张教授，想起他向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倾诉自己的思想，近乎执拗而又迫不及待。如今，湖大的学子们已经再无法聆听张先生满腔热忱地讲述他醉心的研究，再无机会感受他燃烧在学术里的灵魂，但每每触碰到与先生有关的回忆却好像又真实感受到一个优秀学者的执着和热情。
治学：学海文林千载事
张国光探骊学海，驰誉文林，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对于先秦散文、明清小说等很多方面都有涉猎。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在于元明清小说，尤其是对《水浒传》及金圣叹的研究尤为突出，在整个中国此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
张国光能在学术上不断创新，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痴爱和投入。张国光先生的学生曾大兴在回忆自己老师的文章中评价称：“在他平均每天18小时以上的有效工作时间内，他只做三件事：教书、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曾大兴总结了张国光作为一名国内著名文史专家在学术研究上大致的四个特点：文学与历史相结合、传统与现实相结合、批评与建树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相结合。（广州大学中文系曾大兴：《张国光先生学术研究特定及其意义》，2008年）这些都是张先生学术上不同于寻常人的地方，也是他创新精神的体现。
张先生的所有的观点中，“双两说”（即“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与“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和创立金圣叹学可谓是他最具创新意义且影响最大的。其中，张先生的文章《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可以说是“双两说”和金圣叹学的奠基作。（张国光之子张建民于父亲去世后写于张国光文章《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前言中）张国光认为，《水浒》研究应从分清不同版本入手。他将明朝嘉靖年间刊行的100回本《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年间中出版的120回本《忠义水浒全传》这两种以忠义名书的本子称为“旧本”；将后来于明朝崇祯末年出版的、三百余年来已经家喻户晓的由金圣叹批改的70回本《水浒》称为“金本”。按照旧本中宋江的角色应是个屡次三番投降的梁山罪人，但在“金本”中主人公宋江则是个领导革命的英雄。因而，笼统地批判或是歌颂宋江都是片面的。张国光于1954年完成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一文，然而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一直是处于“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无奈。但他一直坚持研究，不辍笔耕，于1964年得到了《新建设》杂志编辑的关注，发表了文章《金圣叹是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在文章中公之于众。该观点问世后一度在学术界引发相当的讨论和争议，这也为“水学”和金圣叹学奠定了基础。张国光个人是极力推崇“金本”的，同时他对歪曲学术结论一事毫不客气。当初120回卷的名著《水浒传》被翻拍成电视剧并播出，张先生震怒，认为剧组应以“金本”为蓝本才有益于社会。后来，张先生还四处奔走欲拍一部70回本的《水浒传》，然而直至张国光去世始终未果。（武汉钢铁公司自学成才典型杨采华：《哲人已逝，风范长存：缅怀导师、文史专家张国光先生》）
张国光热心学术交流，他常常挤着公交东奔西走，与人见面，但从不闲聊，逢人便谈自己的学术，无心学术的人则避而远之，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界社交达人”。他特别重视召开学术会议，并乐于在学术会议的氛围中交流自己学术观点的学者。他认为，通过召开学术会议、与同行进行学术辩论式的头脑风暴，既能扩大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也有利于听取同行的批评意见，不断深化完善自己对某一学术问题的思考。早先，金圣叹对“水浒”的改动及评论不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接受，他本人也被批成是“反动文人”。改革开放初期，张国光先生借“为金圣叹平反”契机从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全国各地召集大量学者来当时的武汉师院（湖大前身）开展学术会议，形成了当时“水浒”研究中心，并于1987年与其他高校联合成立了“中国水浒学会”，挂靠在湖大，并延续至今。
张国光不仅重视与学术同行的交流，也注重与学生的学术交流。现任“中国水浒学会”会长、湖大文学院教授张虹在提到恩师时称，张国光对学生讲起来就很难停下，学生们私下里“约好”，见到老师一不能提水浒学会，二不能提金圣叹。有时上张国光的课迟迟等不到下课，学生们会提醒老师到了下课时间，张国光则是草草应下，紧接着又滔滔不绝起来。张国光在学术方面的健谈连张虹的孩子都知道，有时候在双休日接到老师的电话，她的孩子听说是“张爷爷”打来的，立刻就明白，母亲一时半会儿是没有闲暇带自己出门了。在与学生交流时，张国光很支持学生提出与他不一样的观点，可一旦学生有了不同的观点，张国光又会不遗余力地与之争辩。就是在与人争辩的过程中，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深化对学术问题的思考。
张国光的一生是坎坷的，早在反右时期他便被打成“右派”，此后二十余年一直磕磕绊绊，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晚年的张国光更“计较”自己曾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分秒必争地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找人争辩学术，将先秦散文里文人那种“以我为是，以人为非”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常常会得罪一些人，但他却不避讳。曾经一次在去往开会的汽车上，他倚靠在汽车铁柱上与同行的人讨论学术，碰上了刹车也没打断他的讲话。次日开完学术交流会，他一如既往地做完“长篇大论”总结。当参会人都散场离去时，张国光叫来学生，称自己身上剧痛无法动弹。学生赶快让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经诊断发现，他断了三根肋骨，应是在刹车时碰断的，而他却不自知，硬是又隔了一夜还与人辩论并发表讲话，可见其一心学术交流已到达忘我之境。
正是这种对学术的痴爱投入，成就了张国光丰富的研究成果，总计发表论文已逾百万字，出版专著三种，主编学术论文集八部，更有整理校注的古籍数百万言。
右为张国光
育人：滋兰树葱百年心
张国光几十年教书育人，他教学问，也教做人，是学校一位闻名的先进教师。他的学生何新楚回忆，张国光的教导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在做学问上，讲要“由远及近，先博后约”。他教导学生不要急于求成，过早开始个体研究，要苦做基本功。他的学生何新楚回忆道，当初他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抄读了《金圣叹评杜诗》一书，并作下一篇关于《二南何以居国风之首》的论文，张先生读了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但叫他不要急于发表。何新楚按照张先生的指示读书、思考、修改了四年。四年后，张先生看见文章后地说：“学问就这样做。”并将该文章作为要文，辑于自己主编的《古典文学新论》一书中。
张国光在教育上还重视“先教人学做人”，在学生心中，他不只是学问大师，更是做人高风亮节的示范。他在给学生讲解先秦散文里“衔草”和“反哺”两个典故时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动物尚知恩图报，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感恩思想是其本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有一根红线一以贯之，这就是报答父母，报效桑梓，报效祖国，回报人民，还包括报答师友，报答单位。许多大学要调我去，我之所以不离开湖大，是因为湖大培养了我，保护了我，支持了我，信任我。尽管这里的待遇比别人差一些，但是人不能只为金钱活着，还有情，还有义，还有学术和事业，我的学术之根、事业之根在这里，我不能走，也不必走。”这些话在当时的课堂上引起了所有人的思考，一时满堂静默。直到先生去世，学生们聚集到一起缅怀时还有人提起这段肺腑之言。
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张国光很是重视民主。他对孔子的《学记》极为痴爱，重视“教学相长”。在很多人心中，张先生好像是一个只会自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碰上与自己相悖的观点就据理力争，直到对方低头。实际上，他在教学的时候十分提倡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并表达出来，甚至课下他会安排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就是要与他“唱反调”，只要言之有理的他就会表示支持，反之他就会与之辩论，为之疏导，直到学生真正清楚明白。（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何新楚教授：《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迟到的哀悼与永恒的怀念》，2009年）
在提携后辈时，张国光先生总是叫学生深感暖心。其弟子喻学才称，张国光在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源于他的真率热情的性格。（东南大学喻学才：《业师六记》，2008年）他从不闲聊，逢人便谈自己的学术，无心学术的人则避而远之，他会将自己的研究所得毫无保留地赠与同事、学生甚至是同行。他爱惜学生，珍视人才，不遗余力地替学生找寻合适的路途，为后辈提供学术研究上的便利。当初张国光先生创立《水浒争鸣》杂志，不论何人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他都不收取版面费，这个规矩一直延续至今，这也给后辈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成果展示交流平台。
阅世：仁心惠语笔犹雄
在生活方面，张国光先生极为简朴，他的学生评价其着装为“不修边幅”，“总戴着一个不算精致的布帽，提着一个半新不旧的书包，奔走于教室、讲堂、会场、书店、图书馆、出版社之间”（湖北大学文学院何新文：《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命笔——张国光先生先秦文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2009年），从不摆一点教授架子。平日里出行，他都是能走去的就不乘车，路远必须要乘车时也必定会选择公共交通。当初湖大门前还没有修整马路的时候，只有一条狭窄的长路，只能通过“麻木车”摆渡到和平大道上。但是张国光连“麻木车”也从未坐过，一直都坚持步行。但是对于学术事业，张先生却是极为“慷慨”，甚至是“挥霍”。张先生的夫人与他的学生聊天中曾经“吐槽”，称张先生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支付电话费上。这一点上，熟悉张先生的人都很能理解，他每天除了上课和做研究，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人争辩，有时候不便登门拜访就基本上要靠“煲电话粥”。而出门连三块钱的“麻木车”都不舍得坐的张先生，在这一点上可是舍得，几个小时的电话打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张国光先生不仅对学术要求严格，对自己的要求也从不放松，且素来不爱溢美之词。他八十大寿时不愿设宴为自己做寿，他的学生喻学才为其填了一首《水调歌头》，用整幅宣纸写下为其祝寿，词曰：“不知畏权贵，学界老神仙。为人最少城府，喜怒尽开颜。揭露学术腐败，推翻文坛冤案，卓哉一家言。平生多风雨，晚节喜平安。唱反调，说真话，性使然。莫怅廉颇老矣，大著数十编。文史哲科结合，新建奇解叠出，文思涌如泉。我为先生寿：不朽五千年！”词中高度赞叹了先生的为人和成就。张先生收到之后特意致电给他连称不敢当，硬是将词作从收录的集子中剜去。（（东南大学喻学才：《增诗十首》，词作与2003年）
对于中国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极为坚定，他曾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投身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国后，他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高度赞扬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他以一个爱国学者的身份，在古典文学中寻觅发掘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并大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学生的时候，他也是把德育放在首位，教导学生爱国的重要性。晚年的张国光被推举为“无党派人士”，一直以此身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归宿。他对于建立新中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崇高的敬意，一心想要得到入党的机会，并为此放弃了“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时他的入党介绍人恰好是他的学生张虹。据张虹回忆，张先生对于入党一事格外上心，每一次调查谈话他都十分积极。一次她打电话给张先生询问对方是否有时间到校，需要再谈论一下入党事宜。不多时，张先生满头大汗地到达张虹教授的办公室，笑着说：“时间太紧了，今天我咬咬牙，破天荒地……坐了一回‘麻木’，花了三块钱。”
【采访后记】八年前的三月，张国光先生停下了四处争辩的脚步，永远地离开了他钟情的湖大，告别了他挚爱一生的学术。此后，他的家人、同事、学生，甚至是曾经在讨论中的有过芥蒂的“敌人”，无不深情追思缅怀着这位优秀的学者。他的一生如梁山好汉一样，一样有过风雨坎坷，一样热血“好战”，一样面对非议的时候奋起抗争，一样对于身边的人爱护帮衬，一样有执着有追求……他是一个值得学者尊敬和缅怀的人，一个值得后辈追寻和感恩的人。他的学生佘大平曾写下“仁心惠语情犹在，雄笔清词气尚存”的句子来怀念赞美记忆中的恩师，而这也代表了许许多多爱戴着张国光先生的人的心声。
我们在这里讲述他的故事，既是对先生的怀念与追思，也是对自身的鞭策与鼓励。这不只是一个学者专心学术的故事，更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奋斗人生的传奇。湖大为有这样学识渊博的人而骄傲，学术界因有过这样敢于创新争鸣的人更添活力。如今，我们将先生的精神放在心里，将先生的研究拿到案上，将先生踏出的道路走稳并拓得更远，就是对他最好的赞美与怀念。
本次走访及成稿过程中，有幸得到文学院、离退休处和通识教育学院等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