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王维贤、陈宗明被誉为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的“铁三角”，是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的先行者；他，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也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他就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李先焜教授。近日，通识教育学院部分学子走访了年近九十岁高龄的李先焜教授及其弟子，对他的学术发展之路及主要事迹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梳理。
感念师恩，求知若渴学逻辑
抗日战争期间，处于童年时期的李先焜与家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上海、江西、武汉等地多次辗转才读完中小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班。1961年初，调入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中文系教逻辑学。
提起自己涉足逻辑学并将逻辑学作为自己终生研究对象的经历，李先焜在《语言，符号与逻辑译文集》的自序中说到：“我要特别感谢两位恩师：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马特先生，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礼全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李先焜结识了政教系马特教授。在其鼓励下，他开始尝试并成功地翻译了一篇俄文的逻辑学论文，后发表在《学习译丛》1957年第9期上。以此为开端，进入武汉师院后，在马特的指导下，李先焜开始收集马恩早期著作（俄文版）中有关逻辑方面的论述，并翻译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马特先生寄了一本俄文译本给我，我是硬着头皮翻译的。”李先焜说。为了提高译文的质量和准确性，他开始研读周礼全等人翻译的《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导论》和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导论》。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将全书依据俄文本译完。而商务印书馆那时已经有了北京大学李真的译本，但是李真译本却没有卢卡希维茨补充的关于模态逻辑的三章内容，商务印书馆于是决定采用李先焜的后三章译文。正式出版后，该译著被编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可惜的是恩师马特先生在文革时期含冤而死。直到文革结束，我才有机会去北师大参加了他的追思会。如今很少人记得他，而我不能忘却师恩，我是由他手牵着手走进逻辑学的大门的。”李先焜惋惜道。
1978年，在参加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时，李先焜宣读了《比喻推理》一文。会后，周礼全先生与李先焜散步时指出，“比喻问题（扩大一点就是隐喻问题），值得逻辑学深入探讨。但你用的方法不够准确，有待改进。”在周礼全的建议下李先焜认真阅读了英国逻辑学家斯特劳森的逻辑著作《逻辑理论导论》（英文本），并潜心学习了周礼全以前发表的很多强调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的文章。凭借着对逻辑学与符号学的深入研究与理解，李先焜遵循周礼全先生的指导，将逻辑学与符号学、语言学密切结合起来，以这种方式很好地重新理解了中国逻辑史，李先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学贵有创新”的治学精神。李先焜精研逻辑，治学精到，但仍不忘师恩的教诲，他说：“是周礼全先生耐心地牵着我逐渐步入了逻辑学的辉煌殿堂，我个人跟随他学到很多现代逻辑的东西。假如没有他的指导，就不可能有我今天这点滴成就。”
硕果累累，著书办学建学会
李先焜在教学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要更好地让学生接受逻辑学知识，使课程更有活力，就必须编写一本具有鲜明特点、适合学生学习的《逻辑学》教材。1989年他与浙江大学王维贤、陈宗明两位教授合著了《语言逻辑引论》（40余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最后由李先焜统稿，1992年该著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李先焜参与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百科辞典》与《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的写作，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读过斯特劳森的逻辑著作和周礼全很多强调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的文章后，李先焜感觉自己眼界大开，好像被推入了一个崭新的逻辑境界，认为有必要扩大自己的逻辑知识，追上世界研究逻辑与语言问题的前进步伐，就与众多学者倡议并组建了“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李先焜初为副理事长，后改任理事长。研究会后改属中国逻辑学会，他也被推举为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学会不久会员扩充到200多人，改称为“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每次会后编辑一本论文集，称《逻辑与语言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另创办一个《逻辑与语言学习》（双月刊），也深受同行学者和读者欢迎。研究会还创立了一所“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全国招生，第一期就招收24万学员，李先焜兼任“逻大”副校长（后改任顾问）。该校得到教育部与北京市教育局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民办非学历高校的佼佼者，为社会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
数十栽辛勤耕耘，李先焜先后在《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10余部学术著作，共计200余万字，这些论著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西学中融，中外交流传文化
在符号学方面，李先焜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贡献。符号学是上世纪50年代后国际上新兴起来的一门学科，中国有着丰富的符号学传统，但一直没有系统的研究机构与组织。李先焜追随周礼全先生把当代西方刚刚兴起的符号学引介到中国，并开始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成为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学思想的第一人。
1989年，李先焜和他的团队与日本符号学家进行了交流，邀请了日本符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来中国访问；与美国符号学会会长、国际《符号学》杂志主编西比奥克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同年，李先焜等人正式成立逻辑符号学专业委员会（隶属中国逻辑学会），李先焜任主任委员，并应邀参加法国佩皮尼昂大学第四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被选为理事。1992年，李先焜等人组织在我校召开了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中国学者来了上百人，日本学者十余人以及国际符号学会主席、波兰华沙大学的佩尔茨教授，和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后为副会长）、法国佩皮尼昂大学符号学研究室主任得雷达尔教授等知名人士都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促进了符号学国际间的交流。之后的几年里，李先焜先后应邀到美国、德国等地参加国际符号学第五届、第六届大会，会上李先焜继续被选为理事；应日本大学邀请，在日本符号学学会作学术交流，并作了专题演讲。1997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上成立“东亚符号学会”，李先焜当选为学会副会长。期间，李先焜培养了大批的符号学人才，写出了大量符号学论文，也参与编写了《中国语用学思想》（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语言、符号与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著作，为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以及将中国的学术推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薪火相传，殷殷爱心育后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一名学生到大学教授，李先焜将师恩传递，用殷殷爱心培养学生，广育英才，星火燎原。
“李老师讲课条理性、逻辑性强，用严密的推理对我们循循善诱。他的课简洁清晰但不乏生动，让我们感受到逻辑学是一门很美的课程。”李先焜的学生、我校哲学学院陈道德教授细思凝神，娓娓道来。1980年，李先焜先生自发地为中文系七七级和政教系七七级的学生中，对逻辑学感兴趣的20多名学生单独开设了逻辑学课程提高班，用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作教材，讲授数理逻辑知识，介绍公理系统。让学生们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推理规则、什么是定理，怎样根据推理规则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不仅拓展了学生们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学生的逻辑修养。这些学生有一部分后来成了高等学校的逻辑学课程的骨干教师，有些甚至成为了逻辑学界的知名学者。
我校哲学学院高乐田教授是李先焜的硕士生，他谈及自己在湖大读研的经历时回忆道：李老师经常带我们出去参加各项全国、国际学术会议，总能看到老师坐在主席台的中央，这时，我们都对自己老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敬佩。他还记得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李先焜曾语重心长地教导他，“搞哲学的人不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哲学就是要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最深刻的思想。三十年过去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仍记忆犹新，我将这句话应用到我以后求学治学之路。” 高乐田还说，“学生参加工作后，李老师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严格要求。我刚开始并不善于讲课，李先焜就常去听他讲课，耐心细致地指出不足。”
陈道德教授还介绍说：“李先焜先生不仅仅在湖北大学培养了大批学生，而且全国高校的很多青年逻辑学者都是“李粉”，都以自己是李先焜先生的学生为荣。因为李先生多次应邀到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作为学位答辩委员会主任，主持过博士或硕士的论文答辩，很多学者当年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都受过李老师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李老师的学生。”
言虽有尽，但有关爱的故事还没有完。逢年过节学生们总会上门拜访李先焜，不时还会邀请李先焜参与师生聚会。2006年，在李先焜八十大寿之际，其学生们自发组织，在湖北大学召开了一场李先焜学术思想研讨会，其中有来自国内外的三十多个知名学者到场参会。“可以说李老师在逻辑学界是知名学者，整个逻辑学界，听到李老师的名字都会表示敬仰。”高乐田深情地说。
德艺双馨，艺多技精“不老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昔者，屈子求知路上踽踽独行；如今，李先焜因强烈的兴趣勤学不辍，不仅学术成就斐然，而且还能与时代同步，汲取各类知识，精通不少技艺。
“文革”时期，李先焜担心下乡不能教书，也得有点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于是买了几本针灸书、几根银针、一瓶酒精、一包药棉和一只用塑料制成的穴位“耳朵”。按书上指定的穴位，自己给自己扎，有感觉了之后给家人扎，后来还给别人扎。熟悉经脉系统和熟练针灸手法后，家门口有段时间找他扎针的人居然排起了队。李先焜在其《双兔集》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老伴几次心脑梗都是经我急救后找医生治好的，医生认为处置及时得当，因此老伴开玩笑，开始说我是‘巫医’，后来说我是‘神医’。”
李先焜与美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地的学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为方便交流，他在学习英语以后，又学习了俄语。“文革”时期开会时，他会偷偷带书去看，起初看针灸书，后来就改带外文版的《毛泽东语录》。这样，一方面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同时复习了外语，也不用担心被发现后的点名批评。文革结束后，李先焜就能得心应手地用英语与国际学者进行交流了。
李先焜的治学特点是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前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67岁的李先焜在美国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李先焜的夫人在《双兔集》中回忆道：“电脑成了老伴的‘第三者’，他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半天，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女婿不在家的时候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翻书，非要查出个结果不可。实在弄不明白的地方，等女婿下班回来就不耻下问。”他仅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并开始使用电脑写作与通信。离休后李先焜更是华丽转身为“网络教师”，通过互联网与外界有了更多的交往。上海师范大学逻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予生教授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到：“在我的众多网友中，李先焜老师算是年纪最大的一位了，但是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李先生发来的网络资料，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先焜是提供我各类信息的最大户。”
唱歌一直是李先焜的业余爱好，他从小热爱音乐，嗓音是很独特的男中音，如果有什么活动邀请他，清唱一般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在金岳霖逻辑学术奖晚会上，李先焜就用中俄双语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令与会者无不印象深刻。后来，音乐也成了李先焜先生出访时与国际学者交流的一种工具。他亲切的将音乐理解为“人类共同的语言”。如今年近90的李先焜，在读书写稿的闲暇，仍旧喜欢哼哼旧歌，回忆人生。
离休后，李先焜仍未放下学术，坚持研究，继续博览群书, 他看过的书都有用彩色笔做过的记号批注，用直尺一丝不苟地划的横线，用工整的小楷写上批注笔记。近两年他通读了尼采的著作，2015年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尼采的逻辑哲学思想》，2016年4月在《中文论坛》（第三辑）上发表。《中文论坛》主编聂运伟教授在编后记中深有感慨地说：“《论尼采的逻辑哲学思想》是李先生的新作，发前人之所未见，年近九十仍有如此创新之作，我辈后学，敬仰之余，理当奋起直追。”
同时，李先生对文学艺术也很有兴趣。他与夫人共同创作散文集，因两人属相都为兔，故名《双兔集》。“拜读双兔集，掩卷忆从前。伉俪情义深，双兔堪模范。卷首多倩影，美满合家欢。恋爱有故事，金婚令人羡。漫笔游美国，深情说老伴。”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贝新祯在读完《双兔集》后如是评价。
走访时，快90岁的李先焜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仍未放下疾驰的笔，坚持亲自撰写了即将出版的《语言符号与逻辑译文集》自序。作为成就斐然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李先焜虽年岁已高，仍旧不乏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对后人的希冀：“我自认为，我在专业方面的知识还极为肤浅，还需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我已年届九旬，此生日子已不多矣，像苏格拉底一样，我悟出了一条真理：在浩瀚的逻辑知识面前，自己仍很‘无知’，但悔之已晚，未来有待年轻的朋友们了！”
【采访后记】能有这样的机会，走近一位大师，了解一门学科，是大一学生很难得的经历。去拜访李先焜老教师时，一进房间，能看到一整面墙的书籍，李老教授正在电脑前浏览邮件。看到我们后，立马起身招呼我们，把已经修改好的文章打印出来，一处一处的给我们仔细讲解。相谈甚欢时，正巧李老大弟子陈道德老师来看望老先生，看到师生其乐融融之境，让我们每一位学生也心有触动。期间，他还给我们唱了俄语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给团队每一位成员赠书《双兔集》，并亲笔签名寄语。
起初我们搜集了解关于老先生的资料时，先从陌生的逻辑学和符号学入手，逐步深入，直到看完《双兔集》，感觉自己仿佛随着文字的描述穿越到了那个有些动荡、有点不安的年代。因为国家需要，领域空白，先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逻辑学和符号学，垦荒数十年；因为下放到乡，无从研究，就摸索着自学了中医针灸，竟也小有名气；因为科技进步，与时俱进，已近古稀之年仍利用数月时间学会使用电脑、上网打文。于是，一个心怀家国、执着学术的学者形象，跃然眼前。
从上个世纪的战乱灾荒和文化浩劫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似乎都有一种“文人风骨”，好像无论社会时代如何变迁，都能悠然自处，埋头学术。李老先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国家亟待重振的年代里，他更多的是考虑国家需要哪种人才；看到领域空白，就带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去深入研习。他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符号学思想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他要把更多国外先进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国来，把更多中国的传统元素带往全世界。
对于李先焜老先生，我是越了解、越敬爱。他走访了很多国家，习得几门外语，见过许多人，可最爱的应该还是那几个汉字词，一个家中妻。看着他不同时段写过的文章，我能感觉到他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时代变化。沧海桑田，纷繁人生，不变的是他对学术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
李老对我们后辈也寄予厚望，感慨到“你们这种走访专家学者的活动很好，现在你们的学习条件很好啊，要格外珍惜，努力奋进”。李先生的大女儿打趣道：“你们来看他，不只精神好了，还‘耳聪目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