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时代，我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随着了解的增多，我的阅读兴趣逐渐聚焦到大学教授这个特殊的群体身上。我喜欢他们鲜活的个性，崇敬于他们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和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大学教授怀着一种美好的情愫。当然，那时懵懂的我还觉得大学教授离我很遥远。

二十三年前，随着我考取研究生，与教授课堂外的接触开始增多，我对大学教授有了真切的体会和感受。其中，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的硕士生导师韩骅教授。在我的记忆里，韩老师的教育精神可以用“严”

“敬”和“纯”来概括。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教授的人格”。那个时候，由于在学生中电脑、电话并不普及，学校还没有建立学术期刊网，只有少量的光盘版学术期刊可供查阅。在随后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日子里，韩老师不时到资料室问我论文进展情况和有无困难，并提醒我及时给他看。

记得我将完整的论文初稿交给他后，一个星期不到（韩老师始终坚持一周内反馈信息），韩老师就叫人捎信，说晚上7点到他家反馈论文情况。拿起初稿一看，心里一阵发怵，因为整个论文已经布满了圈圈、红字和问号。坐下后，韩老师首先表扬了文章的框架结构比较合理，然后说起了论文的诸多不足。细数起来，大约有以下不足：首先，韩老师指出我论文开头没有交代就直接用了心理学中“人格”的涵义，而文中用的却是社会学中的人格涵义，因此他告诫我文章前后的“人格”涵义使用角度不仅要相同，而且要交代不同学科中人格的典型涵义是什么，文章采用哪种人格涵义及其理由。当他问我知不知道人格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涵义与说法，我摇头说不知道的时候，韩老师就叫我翻开打印稿的底页背面，说考虑到我查找资料不方便，就帮我查找了一些不同学科的“人格”涵义。当我翻开时，发现三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韩老师的手迹，上面不仅有许多关于“人格”的涵义，而且还有一些我需要看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目录。其次，韩老师就我文章的某些观点进行探讨，有时问及关于某句话的依据或这句话是否正确时，至今想起我都感到羞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是凭主观感觉下判断。而韩老师则以他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进行解释与提醒，让我茅塞顿开的同时汗颜无比。比如韩老师说我论文写的现实中教授的不良人格“表现”就是理想的教授人格每一“特点”的反面，等于把现实中的教授一棍子打死，认为现在的教授统统不行，于是批评我不要“强说愁”，而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再次，当讲到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时，韩老师让我看他圈起来往上翘的符号，叫我读一读并感受一下前后衔接问题，当时我心里就想，“怎么这么严格啊？！”然后，韩老师还叫我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一定要注明出处。接着，叫我注意论文参考文献的格式。最后，叮嘱我删除论文中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提醒我不要有凑字数的想法。另外，韩老师要求我将修改后的论文给其他老师看看，说他自己的观点难免偏颇，思想也难免狭隘。经过韩老师的反复修改和点拨，我逐渐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文章是改出来的。

2005年，我遇到了在京城读博的师妹，谈起韩老师的时候，师妹说起了春节期间拜访导师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导师问起她的博士选题，师妹说主要是关于美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育问题。话一出口，导师就说：

“你们哪，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大堆，干嘛还去研究美国的？”师妹没有辩驳，因为她的研究方向是外国教育史，关于这一点，也许韩老师一时忘记。但对于韩老师的回答，我们始终笑不起来。

师妹的讲述，不由得使我想起读书时与韩老师的一次谈话经历，那时我的专业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关注点和科研出发点往往是美国高等教育。一次将写好的文章交给韩老师斧正，照例一个星期不到，韩老师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肯定了文章的立意、写作框架和进行些许修改之后，韩老师就感慨说现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而研究我国周边国家教育的人却很少，中国若不研究自己的邻国，其实是很危险的，顺便也谈到近几年周边国家的政治与教育情况。当时我非常吃惊于韩老师对国外教育与政治情况的熟悉程度，当我用言语显示我的惊讶之后，韩老师却说这是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起码要求。

韩老师的话总是点到为止和耐人寻味，没有丝毫的造作与炫耀。随着交流的增多，我对韩老师的敬意也逐渐加深，虽然我的敬意只是藏于心底而没有当面表达。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想在节日前夕带些礼物去拜访韩老师。我在电话中说明来意后，韩老师直白坦率地说来坐坐可以，但如果带东西到他家，要么别想进门，要么将东西扔到楼下再进门，还严厉地说师生之间千万不要染上铜臭味。最终我空手去了，此后也没有向韩老师送过什么。

同样在读书期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告罄，那时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复印此丛书，而由于当时的复印费比较高，拮据的我只能借阅复印件看。虽说也看了一些，但深感遗憾于无法拥有此套丛书。2002年，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接到导师的电话，说在浙江工作的师姐看到重新印刷的此套丛书后甚是欣喜，就寄给他一套，不过韩老师自己恰巧不久前买到了，于是就要我的联系信息准备寄给我。当收到韩老师寄来的十二本书后，我感觉沉甸甸的不是书，而是厚重的师生情谊。

工作后，由于一直没有取得突出成绩，感觉对不起韩老师的栽培，心里有些郁闷，有一年多没有与韩老师联系。哪知国庆的时候，我收到了导师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到：

“久未联系，甚念！”寥寥数字，道出了韩老师对学子的关心，哪怕我只是其学子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刹那间，我愧疚至极，随后赶紧给韩老师挂去电话。接着那年春节，我回到武汉，与先生一同看望了几年未曾见面的导师，感觉其虽然被可怕的病魔折磨数年，经常往返于学校和医院间，但心态一直很乐观。同时，即使身体不好，饮食有诸多限制，但韩老师却执意邀请我与先生在外就餐，最后还一再坚持不让我付钱。

后来，即使行动不便，形容消瘦，双腿萎缩，韩老师在电话中还很关心我的工作，甚至叫我有空回汉拿走他收藏的一些专业书籍，还笑着说再不相见，恐以后没有机会。挂断电话，我的鼻子酸酸的，眼睛也禁不住迷蒙起来。2011年9月教师节，我电话里问候韩老师，当时他说话已经比较吃力，但还是忍住病痛告诫我两点：

“第一，不要论文写完了，选题就过时了；第二，博士论文主要靠自己，自己要独立。”当年11月，我接到师妹的电话，她告诉我韩老师离世的消息。当时正在南京大学读博的我，未能请假参加韩老师的葬礼。我也因此悔恨和自责，毕业后看望韩老师不多，也未能送韩老师最后一程。但我一直铭记韩老师最后的叮嘱，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查找资料遇到困难时，经常用韩老师的话勉励自己。最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的博士论文荣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十一次“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今天，如果说我在学术道路上有点滴进步，全然离不开韩老师的谆谆教导。如果说作为导师的我，能够与学生葆有纯真的师生情谊，这也是韩老师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韩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1年了，希望以此文表达我对韩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恩之心，愿韩老师在天堂里安息！

（作者简介：李红惠，湖北大学教育系1999届本科毕业生、教育学院2002届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