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艺文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对于诗词歌赋，我们或许不了解；但对于屈原，我们多多少少都曾听说过。这样一个人，如何在战国时代擦出绚丽的火花，经久不灭，让我们一起去追忆这位自沉于汨罗江的三闾大夫。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 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周显王三十九年（前 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有“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之说。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而后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负责各种变法，奈何变法触及到了旧贵族的利益，旧贵族向皇上进谗言，屈原被降职为三闾大夫，最后将屈原流放至汉北、江南等地，最后他发现国将不国，自投汨罗江而亡。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氏，名平，字灵均。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或许这样的名字早已暗示了屈原这独特的一生——屈大夫为国家奔波，为君王忧虑，奈何国家抱负不能实现，只得行吟。

最开始的屈原是一个政治家，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对于变法，屈原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倡奖励耕织，积极举荐贤能，禁止朋党，奖罚分明，同时用法律来移风易俗。在屈原的变法之下，楚国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最后君王不再信任他，变法无法继续，作为政治家的屈原有些悲伤。

被流放的屈原，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特质。屈原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屈原的作品中，他想象丰富，多次联系神话传说，他写日月风云，他写人神之恋，在《天问》里皆有体现。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离骚》和《诗经》明显不同。《诗经》是现实主义，而《离骚》是浪漫主义，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

许多人总是喜欢托物言志，而屈原的托物言志更胜一筹，他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屈原的作品灵感同样来源于生活，当他被流放于江南时，他与江南民众友好相处，并且发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祭祀风格，然后以南楚民间祭歌为模板，创作出了《九歌》。《九歌》写了少司命、云中君、湘夫人等多个传说中的“神”的形象，而且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特点，蕴含着屈原不同的思想。《九歌》与屈原其它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体现了一种朦胧美。

屈原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体现着他的忧国忧民。“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展现着他的洁身自好；一曲《离骚》，难诉屈原心中之苦。在《国殇》中，描绘了一幅将士血战疆场的画面，满满都是屈原的爱国情怀。“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身虽死，神长存。与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可知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在这二十五篇里，有着重表现屈原理想的一类，如《离骚》；有体现屈原历史观和自然观的一类，如《天问》；有传播南楚祭神文化的一类，如《九歌》。在这些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篇是《九章·橘颂》。

《九章·橘颂》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

之前上过诗词鉴赏课，那位老师以屈原的《九章·橘颂》为例，向我们展示何为吟，在老师吟“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时候，我仿佛置身于橘树之前。叶子深碧，花朵洁白，缤纷繁复，肆意绽放。从前家中养过橘树，从四川移到云南，有些水土不服，多年之后仍然矮小，这时终于懂了“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含义。在橘树开花之时，花朵细碎，清香异常，却不让人厌烦。

在文章中，屈原提到“愿岁并谢，与长友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表达了他对橘树的赞美，并且想与橘树成为朋友，把橘树当做师长。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也应该有这般坚贞不渝、淑离不淫的品质。

（作者系 2020级档案学专业学生）

潘莹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