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四号上发表了冰心创作的《超人》，以“问题小说”著称的冰心熟谙“五四”落潮期青年们的思想脉搏，并对此十分敏感。而《超人》是“问题小说”的延伸，冰心在其中不仅提出了问题，并且找寻到了答案。
起初看到这个标题时，我是被疑惑缠绕的——超人？直到文中“尼采”二字的赫然出现，我才明白过来是引用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冰心在文中写道：“……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结合文章内容不难看出冰心对于何彬沉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的悲观样貌的否认。何彬一直在他所理解的“超人理论”的武装下沉浸式地生活着，而这样的何彬真的已经到达了超人的境界了吗？而我认为“冷酷者”何彬并不是尼采本人对“超人”的设想。尼采曾明确地称“超人”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或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他借着查图斯特拉之口说“超人”是“我的沉睡在石头里的一个影像，是我的一切图像中最美的图像”，是“万物中最宁静最轻盈者”，是“一个影子”。由此可知，何彬是很难甚至不可能达到超人状态的，尼采本人都未能达到更何况是何彬了。因此，冰心笔下的何彬与其说是超人，不如说是读了尼采的话而生搬硬套的凡人。既然何彬不是超人，那么在如此封闭、压抑、无精神寄托的环境中还正常地按部就班地活着，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这是他自己也没有发现的，这也就为后文中“爱的哲学”对其的“救赎”埋下伏笔。然而冰心却选用了“超人”作为标题，无疑体现出一种矛盾性。结合上文所言，冰心塑造的何彬并不是真正的尼采读者，而冰心所否认的也并不是尼采的学问本身，她对于尼采“超人哲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仍处于思辨之中的。冰心真正否认和不提倡的其实是“五四”落潮期心灵受伤的青年们悲观恨世、厌世自戕的情绪所形成社会风气。
而冰心在否认这种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寻求到了答案——爱的哲学。阿英将冰心“爱的哲学”分为母亲的爱、伟大的海和童年的回忆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母爱是最为基本的。初读《超人》时，未免会觉得何彬回忆母爱的情节太过突兀，但结合冰心的个人特色便不难理解了。由于从小生长在十分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冰心切身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祥和的母亲之爱和深切的母性之爱。母爱是冰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体验，是冰心毕生歌颂和探寻的主题。同为“五四的女儿”，和庐隐笔下“新女儿”与“旧母亲”之间剧烈的冲突不同，冰心与母亲的关系永远是和谐的、完美的。而文中所显现出的母爱的突兀性其实是由其承载着的反差性造成的。在《超人》中，禄儿其实是何彬母亲的现实体现者，也是何彬母爱的现实承载者，使何彬的灵魂真正复活、爱得到了最终实现——“……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可以说，禄儿这封有着成人般理智的信引导何彬完成了最后的成长道路。
然而在具象的母爱之余，《超人》中所体现出的爱的彰显和消解也令我回味万分。“这一夜他忽然醒了”，楼下的呻吟声的传入是整个故事发生转折的开端和“药引子”。身为一个厌世孤僻的人，何彬自然而然地开始被这种痛苦的呻吟声所扰，烦躁不已。楼下的呻吟声在浅层上扰乱了他的睡眠，可实际上却是打扰了他孤寂的心灵，似一阵颤颤巍巍的风吹进了他一直以来严防死守着的封闭的内心世界。在长达七天的痛苦呻吟声的折磨里，何彬的内心也无疑有无数次翻腾和拉扯。其实在这个时候，不论如何，何彬的内心都无法再维持原先的自给自足如孤岛般的内心了。他有了去了解那个发出痛苦呻吟的人的心理，出于好奇心，亦出于同情心。而何彬在内心的挣扎和拉扯后的第七天终于送钱给禄儿看病，这个做法宣告着何彬的心灵在经过长达七天的斗争之后，终于迎来了爱的觉醒。送钱或许事小，但实际是爱的付出的举动。这对于何彬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进步。表面上看，何彬是为了不想再受到禄儿痛苦呻吟声的折磨而扰乱自己的睡眠和宁静。实际上，何彬已经开始了主动去关爱他人、去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终于，何彬挣脱了尼采“超人哲学”的桎梏，几年来悄无音讯着的爱又重新复活了。作者安排了禄儿这样的一个童真之人，通过禄儿的童真之口传达出母爱的伟大。童真之爱是很难引起敌意的，即使是冷漠如同何彬也难以拒绝，禄儿童真的行为和包含童真之爱的信件，都是构成消解行为的必要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之下，何彬的恨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爱的绽放，从最后他“泪痕满面，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就可以看出来他思想的转变，已经完成了恨消解之后爱的重构，作者主要通过两封件的内容反映了这一重构主题。第一封信件是儿的，通过禄儿之手，作者构建了一个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的世界；通过何彬之手，又构建了一个儿和儿子都是好朋友的世界。两个世界的构建，代表恨已经被消解，爱的世界的逐渐形成。最后通过何彬对禄儿的感谢，也表达出作者对爱的世界构建的感谢。
然而，《超人》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一方面，《超人》是在爱与恨、丑与美之间的一次抉择，通过对仇恨和丑恶的否定，达到肯定美的目的。这样的主题显示出了一定的单薄性，缺乏复杂、引人深思的层面。另一方面，《超人》因其抚慰、躲避的创作动机，故其说教性较强，人物形象单薄，结构也十分简单，且有符号化、模式化之弊，风格较为清浅，审美价值有限。《超人》富于说教，何彬的“转变”固然经历了一番内心斗争，但这番斗争是人为赋予的，缺乏自然的情节发展与感情流露，故何彬放弃偏见，皈依“爱的哲学”有作者说教布道之嫌。并且其情节发展有些脱离实际，易让人产生“何彬走后如何？”的现实质疑。当黄色花束枯萎之时，何彬是否又会被卷入尼采“超人哲学”的漩涡之中？这一次他是否还可以通过禄儿从而拯救自己麻木无爱的内心？接受了“爱的哲学”的何彬是否会迎来真正的新生活？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
《超人》中何彬的爱是天然的、内在的、因而也是真实的，他的憎是矫情的、外加的、因而也是脆弱的，《爱的哲学》战胜尼采的《超人哲学》乃是一个返本复初的心理过程。这何尝不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被外加的、矫情的厌世情绪操控，放纵颓废地挥霍着最为珍贵的青春。由此可见，冰心的《超人》在当年和如今社会都具有唤醒青年活力的重要现实意义，这点不可否认亦不容忽视。
（作者系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