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寒窗苦读，出人头地的，这样的人不少；公正无私，一心为民的，这样的人不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这样的人不少；不顾个人，力行变法的，这样的人不少。但是有一个人集以上所有优点于一身——范仲淹，你从他的身上几乎挑不出任何污点。

在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个姓朱的基层官员，他的户籍也变为了朱姓，他和家人的日子本来是其乐融融，他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有一次他劝说朱氏同龄人不要奢侈浪费时，被对方一句“我们花自己家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所惊，在他确认了自己的身世以后离开朱家独自求学。“划粥断齑”便来源于范仲淹清苦求学的生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公元 1015 年用祖籍名字“朱说”考取了功名，随后认祖归宗，改回了范姓。

范仲淹曾到应天府求学，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有一次，宋真宗本人大驾光临，同学们都跑出去看皇帝了，只有范仲淹一动不动，继续看书。同学就问他：“皇上来了，你不去看一眼吗？”范仲淹微微一笑，说：“以后见他的机会多的是。”

事实证明范仲淹不是自负，26 岁时他考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了仕途。

进士时期，他扎根基层，什么活都干过，负责过治安，管理过盐仓，兴建过水利。不管做什么他都尽职尽责。后来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守孝。守孝期间，晏殊请他去天府书院当老师。范仲淹为师以身作则，治学严谨，鼓励学生讨论时事，整个书院的治学风气焕然一新。后来范仲淹的名气越来越大，被举荐到了中央，从此进入政治中心。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情更体现了他大公无私的性格。

宋仁宗即位时期还很年幼，朝政由皇太后刘氏掌握。但是宋仁宗成年了，皇太后依旧没有交权的意思，而且她不是宋仁宗的生母，两人的关系十分微妙。一般人不敢提让皇太后交权的事，怕惹祸上身。可正直的范仲淹不管会不会惹祸，直接上书诘问皇太后。这一上书把晏殊吓坏了，若是皇太后追究起来，他这个推荐人也要被追究责任 。于是晏殊找来范仲淹，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没想到却被范仲淹给驳斥了一通。得罪了皇太后的范仲淹觉得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干脆申请外调，又回到地方当官了。后来皇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这才把范仲淹召回中央。宋仁宗秋后算账，把当年支持皇太后的大臣全都贬出了京城。在当时的朝廷里面形成了一股“批皇太后，拍宋仁宗马屁”的风气。

刚正的范仲淹可看不得这些，虽然当年他是因为得罪了皇太后而离开了中央，但是他觉得不管怎么说皇太后当年还是维护宋仁宗的，不能被任由抹黑，必须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宋仁宗觉得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禁止议论皇太后，朝政才重新平稳下来。范仲淹大公无私的品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这种性格有时也会得罪官场中人，因此范仲淹此后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被贬、被召回、再贬、再召回的坎坷状态。但职场不顺的范仲淹却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之心。

做官之后的范仲淹共收获了四个称号：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

他之所以被称为政治家不是因为他在勾心斗角上更胜人一筹，而是他在位时，所做的事对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便是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在位时，大宋虽在收入上已经远超前朝，但在“冗员”“冗兵”“冗费”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步履维艰。

这时，大宋内部开始不断出现举旗造反的百姓，而大宋花钱买平安的软弱行为也让外敌更加垂涎大宋的财富，因此辽和西夏等国经常挑起边衅，在内忧外患之下，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宋仁宗也算是明君，拿到方案后就开始布置实施。

但是和所有的改革一样，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惹怒了很多既得利益者，而这群人的影响大都在“庙堂之上”，因此他们开始以各种理由中伤范仲淹等人，以图阻止改革。宋仁宗是明君，但不是雄主，很快就招架不住，只好把仅运行了一年的新政废黜，而范仲淹等实行“庆历新政”的骨干也被迫离开中央。

虽然这次新政没能取得最终成功，但是它却为王安石的变法打下了基础。仅此一点，范仲淹就足以称得上是政治家。

宋朝时文官的地位普遍比武将高，因此文官参与战争的机会也普遍比前面的王朝要多，但是能称得上“军事家”这三个字的，却并不多。

在大宋和西夏的战争中，宋仁宗派遣范仲淹率领部队参与作战。范仲淹并没有像一般的文臣监军一样只监督不做事，而是主动地“指手画脚”。当时的大宋为了防止武将坐大，所以要求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在作战时临时组建团队，而作战的方式也是生搬硬套。但是范仲淹却改变了这种惯例，亲自遴选出一部分兵将，然后让他们通过训练加强磨合，并在实际战场上不再按“套路”出牌，而是大家不分高低贵贱轮番出阵。

在整个西夏和大宋的战场上，范仲淹亲自率领并训练的这支部队，很快就脱颖而出，后来宋仁宗一看这支部队战绩优异，还亲自给这支部队命名为“康定军”。

其实范仲淹的事迹写到这里，他能在生后获得“文正”这个谥号就已经名副其实了，但范仲淹的优秀还远不止于此。

在他之前，宋朝的文风偏于“娱乐”，而范仲淹的文风则是“实用”为主，而他又是文坛领袖，所以他的文风对当时及以后的文风影响很大。

因此他之所以能被称为“文学家”，不光指他的作品优异，更是表彰他在文学风气上的引领之功。

范仲淹“教育家”这个称号才是范仲淹的称号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他曾创办了多少学校，教授了多少弟子，也不仅仅是他对儒学的贡献有多大，而是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四个字：“言传身教”。

历数他从政从军时所做的这些事，每一样都可能会要了他的身家性命，但是他却没有退让。他在任时经常针砭时政，所以经常被贬黜，因此他的朋友劝他要低调一点，但是他却说自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他临终之前，虽然自己生活困顿，但是在最后的《遗表》中，他也只说公事，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身后事。范仲淹之所以能被称为“教育家”，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保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样子，他的每一段事迹也都足以为后人做表率，他就是“师”的标杆。

范仲淹用一生来诠释了他在《岳阳楼记》中的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作者系202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