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10时5分，惊悉尊敬的章开沅先生病逝，我的热泪夺眶而出，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一幕一幕展开。

我不是章门弟子，1997年前与先生素未交往，但一个电话，改变了我与先生的关系，先生成了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学术前辈之一。

1997年的某天，华中师范大学李良明教授电话告我，章先生邀请我参加《湖北通史·民国卷》的写作。我非常高兴，立刻到先生的办公室报到。至此，我与先生文字交20载。

先生是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他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日本右翼势力一再祭起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幡，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1987年他在美国访学时，意外发现他早年就读的金陵大学老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的二战日记，记载了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犯下的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先生毅然放下自己的专业，花了巨大的精力，从1000卷文献中辑录1000多页的贝德士揭露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日记，再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整理，出版了《贝德士日记》。站在国际史学的讲台上，先生以贝德士日记为基本材料，发表了《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著名演讲，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掩盖侵略罪行的谬论。先生的正义伸张与激昂演讲，在海外内引起巨大反响。

1998年是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纪念，我们计划举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资纪念。但我们与海外历史专家几乎没有来往，国内著名学者也不认识几个，如何邀请他们来武汉开会呢？我和毛磊教授想到先生，但那时我与先生刚接触，谈不上交情，对于能否获得先生的支持没有把握。我和毛磊教授造访先生，没有想到先生非常热情地答应。事后，他在我们起草的邀请函上签名盖章。凡是那个时期访问他的海外学者，他当面邀请；有的亲自打电话邀请。当时我对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没有经验，先生主动介绍了开会的流程和注意的事项。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会议分两个地方举行，一个在湖北大学招待所（主会场），一个在江夏宾馆。开会前夕，他主动提出检查一下会场，并亲自和我一起到湖北大学招待所和江夏宾馆检查。在江夏宾馆的一段路上，来回走了两遍，指出道路不平的隐患。海外专家年事已高，为防止摔跤，我们请宾馆采取措施，保证专家们的安全。1998年10月24—26日，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加拿大、日本和海峡两岸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先生作为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指出：“此次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有这么多海峡两岸与日本、北美的历史学者踊跃参加，以求实存真的精神与更为超越的眼光共同评说这一段悲壮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武汉抗战与中山舰英勇遇难，是武汉和湖北省的骄傲与光荣，也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2004年10月，湖北大学与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台北中山纪念馆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湖北大学举行“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湖北大学举行的规格最高的一次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出席并发表开幕式讲话，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加拿大和日本100多位学者参加，其中尚明轩、张同新、肖畝、林家有、蒋永敬、邵宗海、周阳山、徐乃力是闻名遐迩的学者。先生参加会议，发表了《现代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

邀请先生参加这次会议时，一件事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某天我和同事董立仁老师到华师近代史所向先生汇报会议的筹备工作并邀请先生。先生一如既往，表示你的事情我支持。谈完话后，我们离开近代史所走到楼下，突然看到先生气喘吁吁跑下来，将董老师掉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小包送过来。我大惊。先生已经是78岁的老人，从三楼跑下来，要出了事怎么办？何况近代史所办公室就在隔壁，他要年轻人送下来完全可以，先生竟然自己跑下来！

2008年迎来了武汉抗战70周年，湖北大学和台北湖北文献社、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联合主办“海峡两岸纪念武汉抗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年章开沅先生是82岁高龄的老人，公开表示一般会议就不参加了。我很纠结，不知是否邀请章先生出席，考虑再三，还是到华师征求章先生的意见。章先生爽快地说：“这件事要支持。”10月19日—20日“海峡两岸纪念武汉抗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大学举行。先生不仅发表《历史记忆与城市升华》的演讲，而且还邀请老朋友台北近代史所张朋园先生到华师叙谈。这是海峡两岸，两位同姓“章张”挚交的最后聚会。

这三次会议，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先生每次发言稿，都不要我们起草，坚持自己撰写。发言稿虽然不长，但学术含金量很高，其新观点、新见解，如文化珍珠熠熠生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北珍藏的民国史料系统、权威、丰富，以档案为主。尤其是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和大溪档案成为民国史料的宝库，我很渴望到台北去收集武汉史料。台湾朋友告诉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每年邀请两三位海外学者到所访学，但审查很严，第一步就是要有著名学者推荐。那时武汉有资格推荐只有先生一人。推荐者实际是被推荐人的保证人，要承担一定的政治、经济责任。2002年海峡两岸来往还有很多限制，没有现在这样便利，尤其近代所，邀请名额很少，入所条件极高。我不是华师的老师，先生会不会为我推荐呢？我忐忑不安地向先生提出。先生满口答应，写了推荐信。邀请人要台北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投票确定。第一次会议我落选。我万万没有想到，先生在香港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主动找到近代史所前所长陈三井，特意介绍我，希望帮助我赴台。经过工作，第二次委员会通过了我的申请。这年台北近代史所只邀请了一位日本学者和我两人。这件事，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说起，是陈三井先生事后告诉我的。

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先生是在民国度过青少年，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路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辛亥革命开始的。先生那个时代的论文，无疑留下了时代的鲜明印记，有些观点，有些史料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

先生晚年很严肃地总结了自己的学术观，他对我多次说到，一个历史学者要真实记载历史，并且讲中国史官坚持写信史的故事，哪怕杀头！要有“粉身碎骨何所惧，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气概，要保持学者的风骨，留下一片历史净土。

他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不要史从论出，更不要迎合某种需要，随意解释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他对历史虚无主义和随意编造历史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对我说，近代中国瞬息万变，造成人物变化很快，很复杂。他反对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中心人物脸谱化，一锤定音。他说要将人物放到历史的潮流中，实事求是地评判；他主张用大历史观，分阶段来评判人物在历史的作用。

先生的教诲我铭刻在心，多年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编史、写史的原则和立场。最近我主持编纂大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丛编时，坚持将著作及译者、作者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评论。

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高尚人品永远激励我前进。我记下这些故事，化成一朵素花，敬献先生灵前，追思先生。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