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讲讲我与张先生的今世缘。我不是张先生的入室弟子，没有机会始终伴随张先生左右，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初识张先生到张先生今年去世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见张先生面虽然不是很多，但我感到今生今世我与张先生有着一份很深的缘分。现在想起来，我与张先生的缘分是与两位杨老师及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的。

（上图为1998年5月张世英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赴武汉大学参加作者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寿堪教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成为了我的硕士生导师，正因为杨寿堪老师的关系，我初识张先生的际遇和在座的一些师兄一样。1988年4月张先生在湖北大学主持召开了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张世英先生，但我与张先生频繁的见面接触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跟随杨寿堪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杨寿堪老师极尊敬张先生，谈到西方哲学问题时，总是说张先生怎么说，张先生怎么讲。另外，杨寿堪老师经常邀请张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学，那时杨寿堪老师似乎有意让我亲近张先生，所以每次总是安排我跟随学校的专车去中关村张先生的家里接张先生来师大，张先生讲学结束之后又必让我随车送张先生回家。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接送张先生的机会，我现在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张先生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张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哲学家，我是一个小年轻人，所以刚跟张先生坐在一起时颇有些拘束，张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这时他总会讲一些生活琐事，让我可以参与交谈。但张先生是极通透的人，他即使讲生活琐事也会引申出高深的学问。记得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海德格尔与庄子，有一次在车上与张先生说起死亡的话题，没想到从不说话的司机师傅这时突然笑着插话说：“死不就是回归自然吗？”张先生听后马上对我说：“你看司机师傅就很懂得死亡呢！”后来我写成了硕士论文《死亡领悟与诗性生存》，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给张先生看了，同时也希望张先生写一个简短的专家评语。没想到张先生看完之后，多有鼓励，竟亲笔写了一份专家评语，我收到张先生的评语后脸红心跳，杨寿堪老师看完评语则非常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后来还发表在张先生主编的《德国哲学》刊物上，对我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张先生的这份评语很重要，对我后来能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武汉大学见杨祖陶老师时给杨祖陶老师看张先生对我的硕士论文的评语，杨祖陶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杨祖陶老师比张先生年龄上要小一些，但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又曾经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过，两位老先生有很深的情谊。当张先生知道我考上了杨祖陶老师的博士生时，非常高兴，连声对我说：“好！好！”那时张先生每年必来武汉大学哲学系参加博士生答辩，因此我又有机会与张先生常常接触，对张先生的了解日益加深。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安排在1998年5月间，张先生照例来武汉大学做答辩委员会主席。那一年赵敦华教授也来了。因为这一年杨祖陶老师的学生中就我一个人博士毕业，所以整个答辩过程显得很从容，气氛也极友好，令我终生难忘。

（上图为1998年5月张世英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赴武汉大学参加作者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寿堪教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成为了我的硕士生导师，正因为杨寿堪老师的关系，我初识张先生的际遇和在座的一些师兄一样。1988年4月张先生在湖北大学主持召开了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张世英先生，但我与张先生频繁的见面接触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跟随杨寿堪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杨寿堪老师极尊敬张先生，谈到西方哲学问题时，总是说张先生怎么说，张先生怎么讲。另外，杨寿堪老师经常邀请张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学，那时杨寿堪老师似乎有意让我亲近张先生，所以每次总是安排我跟随学校的专车去中关村张先生的家里接张先生来师大，张先生讲学结束之后又必让我随车送张先生回家。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接送张先生的机会，我现在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张先生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张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哲学家，我是一个小年轻人，所以刚跟张先生坐在一起时颇有些拘束，张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这时他总会讲一些生活琐事，让我可以参与交谈。但张先生是极通透的人，他即使讲生活琐事也会引申出高深的学问。记得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海德格尔与庄子，有一次在车上与张先生说起死亡的话题，没想到从不说话的司机师傅这时突然笑着插话说：“死不就是回归自然吗？”张先生听后马上对我说：“你看司机师傅就很懂得死亡呢！”后来我写成了硕士论文《死亡领悟与诗性生存》，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给张先生看了，同时也希望张先生写一个简短的专家评语。没想到张先生看完之后，多有鼓励，竟亲笔写了一份专家评语，我收到张先生的评语后脸红心跳，杨寿堪老师看完评语则非常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后来还发表在张先生主编的《德国哲学》刊物上，对我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张先生的这份评语很重要，对我后来能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武汉大学见杨祖陶老师时给杨祖陶老师看张先生对我的硕士论文的评语，杨祖陶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杨祖陶老师比张先生年龄上要小一些，但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又曾经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过，两位老先生有很深的情谊。当张先生知道我考上了杨祖陶老师的博士生时，非常高兴，连声对我说：“好！好！”那时张先生每年必来武汉大学哲学系参加博士生答辩，因此我又有机会与张先生常常接触，对张先生的了解日益加深。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安排在1998年5月间，张先生照例来武汉大学做答辩委员会主席。那一年赵敦华教授也来了。因为这一年杨祖陶老师的学生中就我一个人博士毕业，所以整个答辩过程显得很从容，气氛也极友好，令我终生难忘。

（上图为作者2020年12月19日赴京参加张先生追思会时的照片，右一为作者魏敦友教授）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韩水法老师！谢谢大家！

（本文选自魏敦友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岁哲人张世英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有删节，作者系哲学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