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蛡蛿冬陈。”
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嵖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
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所以，他从小就立下了两大志向。第一个志向：要像曾祖陶侃一样大济苍生。“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第二个志向：活得潇洒不羁。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想像曾祖陶侃一样大济苍生的陶渊明，骨子里却流着和外公孟嘉一样的血液———潇洒不羁、本真疏放。这两种志向，就像两列火车，时常在他心里迎头相撞，让他痛苦不堪。
古人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用有悖于常理的方式，大逆不道篡位而得到天下者，也必然会以一种惨烈的结局失去天下。作为一个受儒家影响颇深的儒生，陶渊明不会没有听说过孔子的一句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生活在这样的乱世，“归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呢？少年状且厉、抚剑独行游的豪情呢？难道一辈子就守着祖上留下来的这几亩薄田生活吗？陶渊明不甘心，他二十九岁得到一个江州祭酒的位置，虽然官小，但是他觉得他可以吃苦，也可以从最基层一点一点做起。但现实是残酷的。“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十年仕途是尘网，世事与本心相违。
生活简到极致，趣味在于心，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他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回家的小船，曾经在他心里吵架的两个声音这次合二为一，它清晰而响亮地在耳边呐喊：“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
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在历史面临大的变迁时刻，谁都无法做到波澜不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只有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才能看透生死、看透人生。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不过居住在渔船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陶渊明找从弟陶仲德商议，仲德说：“就在南村重新盖吧。”陶渊明点点头。大家齐心合力，抢在立秋之前盖好了新居，火灾的劫难终于过去了。
在锄完地腰酸背疼地回到家里，悠闲地喝上一壶小酒，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这其中的情趣，岂是用语言能表达的？人生若寄，憔悴有时，他一口气又写了二十首《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东篱下的豆田里，陶渊明放下手中的锄头，摘下田垄边的一朵野菊花，嗅嗅，满足地望向南山，诗兴如泉涌，脱口而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原来劳动和诗更配哟（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他不仅实现自己归隐亲耕的理想，而且他实现了知识分子从鄙夷劳动到崇尚劳动的转变（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昔日，他十分喜欢南村，于是用一大半的积蓄，于南村，买了一座四合院（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尽管院子荒废多时，杂草丛生，鸟兽乱窜，但松菊犹存（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环境亲切，渊明与家人十分满意，快乐地住下来。渊明激动地高呼：“从今天起，放马、劈柴、养牛、喂鸡、种地，周游世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十万八千里。
按照劳动的性质区分，之前渊明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而现在是体力劳动，这种转换渊明一时间没适应过来。飘雪的冬季过后，农田的劳作便接踵而来。渊明连续多次错过了农作的关键时期：清明前后，忘记种瓜点豆；立夏，错过插秧子；霜降，忘记收果子；一年匆匆忙忙，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年冬天，渊明剩下的那点积蓄像秋天的叶子，被大风吹得没了影儿。渊明愁得直挠头发，幸好有善良邻居和好友王弘的帮衬，艰难的日子才算过了下去。
第二年，陶渊明打起了精神，从第一缕春风刮来的时候，便警醒起来，修理农具，修缮农田，随时准备着。就连闲暇时间出去溜达，也不忘记让农友提醒自己种庄稼的时令（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否极泰来，一切终于有了转机，粮食种子都在合适的时候种进了大地里，渊明的种田生涯终于迈上了正轨。
夏日，锄草渊明从不偷懒。早晨，天色熹微，渊明就洗漱完毕，匆匆吃了几口早饭，拿着锄头，奔向田地。南山下，两个月前种的豆子，已经有膝盖高了，渊明欣喜，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们。但是，比豆苗长得更卖力的是杂草（草盛豆苗稀），他拿着锄头弯下腰，开始了与杂草的战争。一日光阴，除了中午吃妻子送来的午饭之外，几乎都不休息。锄草，锄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待渊明将一块田里的杂草全部收拾完之后，天已经完全黑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月亮的清辉温柔地洒向田野，一株株豆苗在月色下显得分外茁壮。渊明捋着胡子满意地笑了，直起累弯的腰，扛起锄头，惬意而归。
后来几年，南野、西畴都有了渊明的土地，他的努力劳动没有白费（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当某一年的谷仓满得放不下谷子，果蔬大丰收，鸡鸣鸭叫，肥猪出栏的时候（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渊明在榆柳荫下招待了好友———王弘。王弘举着酒杯，问：“渊明，劳动的感觉怎样呀？”渊明抿一口自酿的米酒，望着美好田园，发自肺腑曰：“力耕不吾欺”。
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一生禀行，正是一个“真”字。不论是与己还是待人，陶渊明始终怀有一份赤子之心，终其一生，未曾改变分毫。公元427年，陶渊明在茅草屋内，带着微笑，安然离去。他的一生，看似平淡，但无比“繁华”。他的一生，看似无功，但无比“伟大”。因为他摆脱了我们无法摆脱的生活魔咒，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临终之前，他神情平静，嘴里喃喃念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作者系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