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面前，我不能背过身去。———切·格瓦拉

我时常在想。安妮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躲进“秘密小屋”度过两年浪漫而又刺激的地下生活。百无聊赖到看蜘蛛吐丝结网的时候，这个可怜的犹太少女是如何一边对外面世界的蜘蛛好奇憧憬，一边发出绝望的质问与控诉：为什么人类的飞机大炮越造越大？为什么一边自相残杀，一边又重建家园？

网越织越大，不知何时我们也身在其中了。

为什么每天要把几百万元投入战争，却不舍得投一分钱给医学研究者、艺术家、穷人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在忍饥挨饿，而另一些地方的食物却多得发霉腐烂呢？唉，人为什么这么疯狂？！”安妮在疑问，我也在疑问，世界也该疑问！在我们不断有新的杀人玩意儿补充原有的杀人玩意儿的新时代，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爆发就意味着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按下了电钮。这种战争不会历时很久，也不会再有后继。不会有征服者，也不会有被征服者。只有烧成焦炭的尸骨，堆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星球上。

195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在南京杀了30万中国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感觉，在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写战争，写杀戮，不是夕阳下的鲜血淋漓。他是安静的，叙述了战争是怎样夺走5个年轻而美丽的灵魂。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热爱，在黎明前静悄悄地将对战争的憎悲渲染到极致。黎明前的黑暗最危险，因为无数人倒在黎明前。

二战期间，苏联人民经受了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浩劫。不是简单地损失掉2700万条生命，而是失去1个人这件事，发生了2700万次。

后来我读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更加为那种摆脱历史课本简单描述的死亡阴影而感到浓浓的悲伤。关于张纯如女士的自杀，不就有一条来自外界的猜测是其抵御不住被掩埋已久的暴行吗？这里我该感到十分的抱歉，“对不起！仅让你一个人堕入战争真相的深渊，徘徊在无数亡魂的哀嚎里。无人声援。”彼时张纯如女士为搜罗资料各方奔走，而我们仅在教科书上简单勾画以表曾经的阅读。巨大的苦难被我们略过，难以忘怀的岁月变得模糊。以至于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游荡的时候，一面面巨大石墙上雕刻的宛如沧海一粟的遇难者姓名，才如此令人撼动。

我们憎恶纳粹，却敬佩德国。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战役，而是在发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对于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总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无形的网化作战争的锋芒将我们都囊括，唯有正视战争，渴望和平的民族才有“破网重生”的勇气与力量。就像奥斯维辛，已不再只是那个设在波兰的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它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学术名词，象征着人类对自身文明和历史灾难的重新认识。

仅以此文献给过去、现在、曾经或正饱受战争灾难的人们。

（作者系2018级档案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