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图书馆,它饱含着我青年时代的一种仰慕、一种向往。在这里留下了我“求学”的足迹。
每当我来到图书馆左侧竖立的巨大花岗岩石旁,端详介绍湖大图书馆历史的铭文时,我都要轻轻抚摸着它,它让我感觉是那样的亲近,那样的难舍难分!四十年我作为一位安心为学术服务的“教辅”工作人员,怀着对学术的敬畏,对学者的爱护,对学校发展的热情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大半人生,造就了我的学术生命。
如今的我也已过了花甲之年。在那悠悠岁月中,是谁伴随着我前进在这条既苦难又充满乐趣的道路上?
这首先不得不使我想到作为知识供应站的图书馆和那些终年默默输送知识的哨兵—————图书馆馆员。我从1978年来到武汉师范学院工作至2009年退休。30年的图书馆员工作,我亲眼目睹了学校图书馆的巨大变化。30年的奋斗,今非昔比。我与图书馆的情缘绵延30年。
忆往昔,图书馆伴我一路走来。我既是图书馆的受惠者、得益者,又是图书馆的守护者、耕耘者。
1978年,我来到武汉师范学院进修,第一次接触到大学图书馆。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图书馆是平房,是101、102两间大教室。这两间教室早已不在,如今在原址拔地而起的是3号教学楼。一间是书库,另一间是阅览室。虽然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块充满神秘色彩的新天地。
那时的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不过几万册,但它包含有文、史、哲、理、化等各类图书。这些千百年来没有被淘汰的著作是人类一代又一代知识去芜存菁的结果。这些书不仅是字,更是生命,而这些生命对读者的生命来说,是一种引领。正如瑞士凯勒所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在整整一年的进修时间里,我每天一上完课就往图书馆里跑。进馆之后,我恍若置身于书山学海之中。一个个小木匣子里的卡片指引着我快速找到我所需求的书籍,然后再劳烦借阅台的老师帮助我从图书库中将书取出。在这里,我不仅通过阅读书籍加深和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为自己的思想见解寻求佐证,还为小露锋芒的撰述提供材料,更逐日补充知识结构中的缺陷。我切身感受到流芳千古的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文化的宝藏。读好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能改变命运,净化心灵。
1979年,改革开放第二年,我来到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从事资料工作。记得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母亲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新图书馆落成了。那时母亲在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她参与了新图书馆的设计。这座学校初具规模的图书馆舍始于1979年建成的西馆(今为艺术学院大楼),建筑面积5980平方米,阅览座位1640个。图书馆落成时,茅盾先生欣然题写馆名。
1984年9月15日,湖北大学成立大会召开。武汉师范学院正式改建为湖北大学。图书馆即改为湖北大学图书馆。1991年东馆(现资源环境学院大楼)落成,面积5920平方米。图书馆总面积11900平方米,分东西两馆。两馆使用功能各有侧重,东馆以阅览为主,西馆以流通为主,设有采访部、编目部、流通部、期刊部、古籍阅览室、情报工作部、工具书阅览室、《水浒》和《红楼梦》文献研究中心。馆内藏书丰富,几乎涉及所有学科专业。1990年馆内藏书700706册,而到了2000年则达1557534册。

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不禁“望书兴叹”,对清代学者袁枚“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感慨体会更加深刻。清代沈复说:“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唯读书可以养之。”我走进图书馆,让时光静静停在书卷里。那时,我除了上班和必要的政治学习及活动外,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里。尽管这已是30年前的事了,但馆内明亮的灯光、丰富的藏书、热情的图书管理员以及给过我帮助的看门师傅依然历历在目。图书馆真是书的殿堂,更是知识的海洋。还有什么比读书这件事更美好呢?
在政教系资料室,我经历了一段非常特殊的工作和学习时期。在我的服务对象中,有许多都是蜚声中外的学者、教授。王文卿、罗炽、胡邦宁、徐善广、李先焜、张广立、田子瑜等一大串耀眼的名字既使我觉得惶恐,又使我感到高兴。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他们写的中外书单到新华书店去买书。只要买到书,学者们就高兴,似乎其它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我们图书资料室的韦洪主任也时常帮我的忙。每次我跟着她一起去书店,一进书店大门,营业员都会微笑着与我们的主任交谈起来。什么版本啊、出版社啊、作者啊,她们无所不谈又似乎无所不知,有时都让人觉得有些妒忌。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不断改善。2005年一栋服务功能齐全、外形别致的现代化图书馆拔地而起。新馆不仅成为学校标志性建筑,也成为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新馆建筑面积42051平方米,是原东西两馆的3.5倍,生均馆舍面积3.15平方米,设有阅览室26个,拥有座位4500余席,基本适应办学规模的实际需要。并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图书馆管理模式向现代化图书馆管理模式的转变。

2009年,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的人文图书馆在学校逸夫楼建成。该馆作为图书馆的分馆旨在整合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和哲学学院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资料。2011年1200平方米的通识教育学院图书馆的建成,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图书馆现有阅览室28个,拥有阅览座位6096席,实行藏、借、阅、参一体化的开放式服务。为了适应学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图书馆在逐年增加纸质馆藏的同时,大力发展电子资源,构成了多类型、多载体、特色鲜明的综合性馆藏体系。
新馆落成启用后,由于院系资料的整合,我来到了图书馆上班。每当我迈进图书馆大门,我就能切身体会到图书馆不仅是读书的地方,还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在图书馆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知识宝藏。置身其间,我们会感受到古今同时、中外同地,会感觉到心胸开阔、青春常在。无论是穿行在高高的书架之间,还是静坐在这华丽的建筑中心,都令人分惬意,使人感受到人类知识与文化的厚重。
图书馆是人类精神的驿站。哪怕只是静静地坐着,喝一杯清茶,看一本书,陪伴一段时光,都可以与自己对话,与先哲对话,与一个时代对话。
静,一切都只剩下静!人们仿佛一进入这个环境,就会被无形的肃穆所征服。一切活动或言语都尽量被缩减到最低限度。每当我置身书籍的海洋之中,我都会感觉到自身的空泛和知识的可贵。每当我看到鬓发斑白的老教师们正襟危坐、翻阅书籍,我都会感觉到做学问所必须具备的韧性和毅力。每当我跻身于读者之中,我都会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应当是相互尊重的关系,要以不妨碍别人即尊重别人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这就是说,在图书馆我体会到了知识的价值,学会了做学问的起码要求,懂得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正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描述的“图书馆就像圣殿一样,在那里保存和安放着古代圣贤那些充满美德、没有欺骗和虚伪的圣物。”
我特别敬重那些终年掌握着知识宝库钥匙的图书馆馆员。他们总是以大方、平和的微笑面对读者,总是沉静而有节奏、恬适而不厌其烦地向后学输送知识。偶尔,他们也会用一种舒缓的轻声为人解答疑难和指引门径。他们就像长期深埋在地下而易为人所漠视的树根一样,一刻不停地在为地上那棵枝叶参天的知识大树输送大地所给予的养料。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辛勤耕耘的图书馆馆员,那些静静地埋藏在图书馆内的知识瑰宝才得以在人们面前闪闪发光。
正如著名学者朱光潜所说:“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做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正是“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流水,山形有限度,水流无时休。”
我经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色调的湖大图书馆,它们都有着最直达灵魂的美感。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层层叠起的书籍,映射出悠久的历史。幽幽书墨清香,带给人们内心一份安宁恬淡,氤氲一份优雅。当温情的手指摩挲翻开每一页书,春风拂面的感觉骤然升起。
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互联网数字时代,我们仍然离不开图书馆的深度阅读。深度阅读的苦是你去认识世界的路,用时间和生命阅读和拥抱世上一流的书。读一流的书,读经典,读那些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轨迹的书籍,抵达灵魂的尽头。
今年是湖北大学建校87年,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从1978年来到湖北大学求学、工作整整40年。40年,我亲眼目睹了学校的巨大变化。一代代湖大人栉风沐雨,克难奋进,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献给了这沙湖水岸的一方热土。
如今,我们的父辈,或已不在人世,或进入耄耋之年。我们感慨时间的飞逝,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追忆青春岁月的纯真友情。的确,人的一生,记忆中最清晰的仍然是青春。无论走到哪里,最忘不掉的永远是故园。
(作者系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