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衷心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在百忙之中为了我父亲聚在这里。在座的有很多人与父亲有几十年的交情。他生前时常跟我提起你们，念叨大家对他的照顾、对他的好。在他眼里，你们和家人一样重要。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一道缅怀父亲，我想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讲讲我记忆中关于他的那些故事。一个人的一生，大概就是他身边一些人和一些故事，加在一起吧。
在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受到爸爸的疼爱，有说不完的故事。
跟其他很多父亲一样，被孩子惹得忍无可忍时，爸爸也有要打屁股的冲动。但与人不同的是：他有时气急了，就会直拍自己的屁股在原地跺脚。对孩子爱到这样理性的地步，想来也是他逻辑学家+父爱的本色。
最后一次来美国探亲回国的时候，爸爸已经八十一岁了。上车去机场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快满八岁的幺孙女明慧抱起来，走到门前大树下，要我跟他们爷孙俩照张相，说下次见面可能就抱不动了。
我下放嘉鱼。爸爸为了我，主动要求到嘉鱼劳动锻炼，干的是挖坑种树之类的重体力活。
对于我来说，爸爸不仅仅影响我走上了学术道路，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夫妻间的恩爱。爸爸妈妈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让我早在心中暗下决心：
我将来的婚姻，就应该是爸爸妈妈这样子的。记得心中萌生出这个念头时，我才十来岁。
我从小还有一个十分天真可爱的念头：我是爸爸妈妈至爱的结晶！我跟妈妈姓，这个反常规的举动其实是爸爸尊重妈妈的一个表现。我感到一种殊荣。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名字隐含着爸爸和妈妈对我人生的期许：“师法先哲”。带着父母的这种期盼生活，不仅仅是一种殊荣，也是一种动力。
爸爸爱读书。我们都熟悉闷热无风的汉口盛夏的滋味。文革时，我们家还住在武汉话剧院。当我们居民楼所有的住户都坐在院子里乘凉还嫌热的时候，爸爸一人独自在那个十平米左右、连电扇都没有的小房间灯下苦读。全院子的人一致称奇，借用当时在中国很有名气的缅甸领导人“吴·耐温”的名字，戏封他为“耐温将军”。
对于书，爸爸不仅读，而且付诸实践。文革中很多书不让读了，父亲开始读中医书，尤其是针灸方面的，而且很快就迷上了。他在自己身上扎各种穴位，体验针感。直到有绝对把握，才开始给别人扎针。湖大老人当中，他用针灸治疗过的，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受益最大的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自己。
零八年五月初，爸爸妈妈还住在我们这儿。妈妈一天早餐时出现中风征兆，言语不清，认知力几乎完全丧失。我指着中文报纸上胡锦涛主席大幅照片，问她是谁。
妈妈完全认不出来。我急忙把妈妈送上床，从楼上叫来爸爸。他在妈妈脚板涌泉穴下了一针，妈妈顿时清醒过来。
她望着满脸焦急的我们父女俩，奇怪地问：“你们在做么事啊？”
我又拿出胡主席照片让她认，妈妈很不解，说：“这不是胡锦涛唦。哪个不晓得？”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绝不会相信世上真有“妙手回春”这样的事。
父亲也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在座的很多人一定听他唱过《莫斯科郊外的夜晚》。除了唱歌，他年轻时还在报上发表过新诗，还凭着一手画茶壶的本领吸引了我的母亲。爸爸还有爱玩的时候。大概我六七岁时，汉口解放公园刚刚安装了旋转飞机。很多人，像我丈夫朱红和他爸爸，坐后感觉天旋地转，回家趴在床上，一天起不来床，再也不敢问津。但我爸爸没事。头天跟全家人去玩了一遍后不过瘾，第二天自己又一个人偷偷跑回去玩了一把。没料到回来路上遇到了我。问他去哪了？他不愿意搪塞自己的小女儿，满脸不好意思，跟我透露了自己的小秘密。
我爸爸出生成长在一个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祖父为谋生计经常举家迁徙。爸爸生在北京，十岁时，在八一三日本飞机的轰炸中，随父母逃离上海。之后在江西湖南浙江一带辗转，求学的过程充满艰辛。
一次在照顾一个打摆子的同学时自己也传染上了疟疾，在山中病倒。不幸之中万幸遇上一位路过的好心同乡，捡回一条命。
这些亲身经历的家国之痛，让我爸爸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但他从来不把爱国二字挂在嘴边。我们家里有个传统，家庭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讲古”，就是闲聊，回忆家人、亲戚和朋友的轶闻旧事。爸爸的少年经历，都是我们在他“讲古”时听来的。
这个“讲古”的传统，我在自己的小家里也一直保持着。女儿明慧，虽然在美国长大，但经常在饭桌上听我和朱红“讲古”。从中她学得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比如我们在文革中读书的经历：没有老师逼着，没有无休无止的考试，背着大人偷偷看自己喜欢的禁书。为了满足旺盛的读书欲望，我们借书、抄书、甚至偷书…… 对比她的读书生活，她觉得我们当年简直活在天堂里，向往不已。从三四岁起到现在，明慧每年夏天出国旅行的首选，就是“中国”。读高三时，她自己申请到云南喜洲，跟着几个深受新儒学教学方法影响的中外老师进行体验型学习，前后五个多月，现在还念念不忘。她认为喜洲的那个学期是她高中四年中最愉快、学习最主动、学到东西最多的一个学期。
父亲一生跟书打交道，买书、藏书、读书、写书、教书，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每次外出，无论远近，国内国外，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钱，都花在书上。爸爸见了书就走不动路。父母两次探亲，在我们这里前后生活了近三年。附近有全美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天冷季节的周末，我们常带他们去那里转转。一进大门，爸爸便要求自由活动。我们陪妈妈逛店，爸爸则直奔书店，回回如此。
我从小耳濡目染，不自觉地深受他的影响。刚来美国那几年，我把一个穷学生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花在买书上。现在家里的三间书房，每间都有摆满书籍的通壁大书架。爸爸每次来，都有自己单独的书房。我们知道，这是留爸爸跟我们多住一段时间的唯一办法。
春风化雨，我后来选择语言学专业，成为语言研究者，与父亲的影响直接相关。这种影响，是学术上的，也是感情上的。语言学给我一种归宿感。它不仅给我带来理性，而且给我带来温暖。仔细想来，我大概下意识地把语言研究与父亲紧紧连在一起。
我虽然与父亲在学术方向和方法上不完全一样，但研究对象都是自然语言，都与形式语义相关。父亲在国内自然语言逻辑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大家都熟悉。无需我多讲。我想强调的是：父亲和他的同道前辈们所致力的研究领域，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语言的机器处理，包括机器翻译、人机对话、信息搜索、信息合成等等等等，已经有了巨大的质的飞跃。这对我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挑战是：上述所有这些进步，到目前为止，所基于的主要理论是统计学，而非语言学或语义学。换句话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基本上是独立于传统的自然语言研究学科的。如何把自然语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更直接的科技发展动力已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最近我请在宾大读博时的恩师 Tony Kroch 来家吃饭，饭后的谈话，就是关于这个问题。Tony是乔姆斯基的七十年代的MIT嫡传门生，过去三十多年，他在宾大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们合作，试图在形式句法，形式语义与信息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有应用性的理论框架。但面对上述的技术近年来的迅猛发展，Tony开始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研究路径，寻找新的突破口。
我个人认为，以统计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有封顶极限的。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下一步还需要基于自然语言的研究成果。比如，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话题之一是：机器人能否搞文学创作？
我们知道，计算机文本处理，现在已经在新闻、法律等领域相当广泛地运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新闻商家：Bloomburg Business News，它百分之六十的新闻稿都是电脑自动生成。十分自然的下一步就是让机器人“搞创作”。
从语言角度看，写作（composition）与创作（creativewriting)在形式上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写作基本上是“独白”（monologue），而创作，重要的部分是对话（dialogue）。而且，创作里的对话，讲究的是“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要做到这个，没有对自然语言的深入研究，对机器人来讲恐怕不可能。以下面这个场景为例：
九十年代，武汉。一个人在车站排队买票，站在队尾，前面只有两个人。一位女子突然冲过来，插到他前面。
这人说：就两三个人，你何必这样不顾脸面地插队？
女子头一扬，反驳说：就是啊！就这么两三个人，你何必这样认真？
当代社会，这种“鸡同鸭讲”、各执一种逻辑的情况，不仅仅在个人交流中间十分普遍，而且在社会对话、种族和国家交流中间也十分普遍，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
但是，我们对对话逻辑的研究还十分粗浅。现在关于对话逻辑（Logic of conversation）的研究，都基于一个根本假设：每个谈话，所有参与者都有一种自然的“合作”愿望。而这个假设在大量的语言材料面前，涵盖面是很小的。对话逻辑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自然语言与逻辑的研究成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方法论上，总体上是“例不十，法不立”的简单归纳。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在方法上进了一大步，更多是以演绎为基础的证伪，乔姆斯基就是典型。但是我们的证伪，大多还局限在同一领域的同行研究之间。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证伪平台，为语言和逻辑研究的发展，打开了宽广的大门。
我父亲一生九十年，有艰辛、有坎坷，但更多的是充实和欢乐。他给我们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无限的爱和生活的力量。人无南山之寿。但我们知道他还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经常记起、谈起父亲，努力让我们自己生活的每一天也充满快乐，也充满爱。
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湖北大学，尤其是尚钢书记对语言逻辑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对我父亲的学术生涯的肯定。也要感谢湖大图书馆各位所做的具体工作。父亲去世后，我们原本打算把他留下的一部分藏书运到美国我们家里。但知道了湖北大学的郑重收藏计划之后，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决定把爸爸所有的藏书都交给湖大保存，从而能更完整地反映我父亲学术生涯的一个方面。而且，我父亲对湖大感情很深，把藏书全部捐给湖大，一定也是他的心愿。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在自己家中，我还有父亲留下的书籍，尤其是那本杨伯峻版的《论语》。那是爸爸第二次探亲时随身带来的，上面有他的眉批。因为我需要，爸爸十分乐意把书借给我。离开时他告诉我说，我喜欢这本书他很高兴，他决定把书留给我。十年来，这本《论语》就一直在我的床头。现在书上也有了我多年读书留下的痕迹。我时常拿起书读一读，每次不过一两段、一两页。可是每次拿起《论语》，就会想起爸爸读书的点点滴滴。
我衷心希望父亲留下的这些书，启迪后代学子的，不仅仅是书本里面的知识，更是父亲那一代学人的沧桑心路，那片风景独特的学术田园和前辈们辛勤耕耘的背影。希望这些书激励他们继续向前探索，走出自己的路子，在自然语言逻辑这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创造出一道更辉煌靓丽的风景线。
（本文来源于李先焜之女黄师哲在李先焜先生追思会上的讲话内容，略有删减。黄师哲系湖北大学校友，现为美国Haverford College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