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堂、在图书馆或是在教室，每当看到有学生收拾碗筷，整理图书抑或打扫卫生，我都会颇为触动，常常想起大学时期勤工俭学的日子。一切是那么亲切，又那么令人感怀。

记得大二那年暑假，我和同班好友刘卫东决定留在学校备考研究生，并做些暑期工。80年代，在校外几乎找不到短期工作，我们便找生物系办公室主任杨文业老师寻求帮助。杨老师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是一个热心快肠之人。听完我们的来意，他说，暑假给你们安排两份工作，一是照看生物系学生行李，二是为暑假来生物系函授的学生准备实验材料和茶水等杂事，报酬是每天1元钱；当然，如果临时有事，也会联系你们的，报酬另计。暑假开始后，班里同学陆续走了，行李堆放在中文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我们在行李旁打地铺睡觉。暑期的武汉，天气异常炎热，房间里只有一台电扇，即使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也热得睡不着。看行李时晚上不能离开房间，海阔天空地聊天成为我们的固定节目，我们靠着聊天，靠着去卫生间冲凉，来应对武汉的酷暑。

过了几天，杨文业老师找到我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割掉昆虫天敌研究所旁农田的杂草。因为想到是“报酬另计”，我们喜出望外，赶紧答应了。那片田大约两分地，杂草丛生，飞虫乱舞，我们酷热难耐，但是，仍然坚持，花了大约2个小时才割完，弄得满身是泥，小腿起了红疹，非常痒。可当我们每人拿到8毛钱的报酬时，我们对杨老师充满感激，并告诉他，如果有其他活要干，请他联系我们。

又过了几天，杨主任笑眯眯地来找我们：“今天有一个大工程，你们有兴趣么？”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杨主任说：“沙湖旁有一个两间房的牛栏，你们把它拆掉，并把砖瓦搬到附近的建筑垃圾堆放场，报酬是200元。”我们喜出望外。说实话，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心里一阵狂喜。可是，当我们看到三米多高的砖瓦结构的牛栏时，感到就像与一座农舍差不多。没有拆房的工具，也没有拆房的经验，如何拆掉它？ 难道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不！我突然想起了同村儿时的伙伴，他在建筑队当工人，正在学校建家属区房子。我兴冲冲找到他，借了拆房子用的铁钳、锤子。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位伙伴对我说，拆房子有危险，不能当儿戏啊！你可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哦。他略一沉思，对我说，我来帮你拆吧，不要钱，请我喝啤酒就行。面对这样的伙伴，除了点头答应，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他找来另一个工友一起拆牛栏，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把房子拆完。我没有请他们喝啤酒，而是硬塞给他们每人30元钱。他们走后，我和卫东推着小板车将建筑垃圾运到200米远的垃圾场，前后花了大概1天时间。快要完工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拿到钱了，我们心里美滋滋的。突然，卫东哎呀一声，痛苦地蹲下来，鲜血从他脚下汩汩流出。原来，他只顾干活，一只脚不小心踩在一颗生锈的大铁钉上。我赶忙扶他坐在板车上，拉着板车一路狂奔到医务室，还好他最后没有大碍。血染的板车，急匆的脚步，大滴的汗珠，焦灼的天气，那幅场景始终定格在我心里，难以忘怀……开学前夕，也就是1986年8月底，杨文业主任又找到我们，除了对我们的暑期工作表现大加赞赏外，再次给了我们新活。他告诉我们：“生物系的搬迁要等到87年春季，新的生物楼内有动物标本，不少标本非常珍贵，需要人看守，你们只需要晚上住在楼里就行，每天1.5元。”我们真的好高兴，偌大一个生物楼，免费住，还有报酬，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生物楼是一栋30年代建造的两层楼房，红砖瓦房，木制地板，走在地板上吱吱地响。大楼门前两侧各有一株腊梅花和一丛栀子花，显得古色古香。这栋房子原本是化学楼，但生物系的动物标本一直堆放在这栋楼里。新的化学楼建好了，这栋楼就留给生物系用。动物标本室在生物楼二楼的西北角，面积不大，大约150平方米。标本比较多，有东北虎、豹子等珍稀动物的标本，也有人体骨骼标本，有些阴森。由于长期无人管理，标本放置很凌乱，有的标本还被老鼠咬破了，甚为可惜。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们居然在标本室内靠近门口的地方睡了一晚。现在记不起来为什么要睡在那里，想起来有些后怕。开学后，同班好友周耀林来我们这里玩，看得出，他也想和我们住一起。我们说：“你一起来住吧，每天给你5毛钱。”

我们仨在生物楼住了半年多的时间，偌大的两层楼房，就住着我们三人，仿佛我们就是这里的主人。上课时，我们就到了教室；下课后，我们就回到生物楼。生物楼成为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家。

有了我们仨，这栋楼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活现。我们在房子里种蘑菇，以平菇、金针菇为主。晚上，经常煮蘑菇汤，没有加任何佐料，味道鲜美极了。尽管只有一个电炉，并没有专门的厨房，更没有像样的餐具，但我们三人经常搞厨艺比赛。冠军基本上由耀林包揽，卫东往往是第三名。耀林手巧，心细，遗传了他母亲的厨艺，冠军当然非他莫属。卫东节约，人又本分，炒菜时舍不得放油，只好摆尾呀。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找理由喝酒，谁平时考试成绩好，家里寄钱来或者节假日都要喝酒，更别说过生日。喝酒的时候，同班好友周伟往往来凑热闹。他每次一来，总是笑眯眯喊道：“弟兄们，有酒没？”酒是有的，1元钱一瓶的红酒或汽水酒。下酒菜显得寒碜，主要是蚕豆，加上蘑菇汤。喝完酒后，我们便天南海北地侃，加之酒精的作用，总有一种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飘飘然。周伟走的时候，总是千万嘱托：“弟兄们，喝酒千万别忘了我哈。”晚上，我们四人也经常去操场散步。那个时候，卫东经常拿着一个长方形棕红色略显破旧的收音机，边散步边听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我们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似乎没有尽头，也很少说话，不过，英语听力确有长进。

当然，我们也有争吵的时候，有时还一两天彼此不讲话。最要命的是，闹别扭不说话的时候，如果碰上身无分文，就非常着急。毕竟在“冷战”啊，怎么好意思开口借钱呢。正担心吃饭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床头边、桌子上有了菜票了！噢……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生物楼里住着三个快乐的单身汉。也许是有女朋友的缘故，周伟并没有和我们一起住，但客串是常有的事。毕竟年轻，大家春心萌动时也谈论一下喜欢的女孩，请室友分析求爱成功的可行性，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有时候，也有不告诉室友偷偷行动的。有一段时间，我和耀林发现卫东有些不对劲，经常晚归，而且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注意。他应该是有女朋友了！我们两个初步断定。于是，我们决定跟踪一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下自习后，他和一位美女在图书馆前面的花园约会。说是约会，他们其实也就是在一起聊聊天而已，双方一本正经，很有分寸。女方挺矜持的，给人感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恋爱方式。当然，不久以后，他的恋爱不了了之。其实，他们是否是真的谈恋爱，卫东一直没有讲，我们不得而知。这位弟兄尽管算不上英俊，但我内心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心气，勇于追求美丽、有气质的城里姑娘，我可是从未想过的。

1987年3月，春暖花开，生物系正式搬入我们看守的生物楼。我们勤工俭学的日子结束了。这六个多月的时间，我赚了近200元钱，接下来的一年没有找家里要生活费，还买了考研用的英汉双解词典和专业复习资料。

我大学时代的勤工俭学的日子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当时，勤工俭学并不完全是因为贫困所致，也不是为“了解社会”，也许是一种机缘。正是这段日子，我们一起打工，大学生活显得丰富多彩。正是这段日子，我们一起畅谈人生理想，一起进步，为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正是这段日子，我们四位同学结下了诚挚的友情，终生受益。

毕业的时候，耀林早就提前一年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学习，现在武汉大学任教。周伟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一家外企任中方总裁。卫东毕业回家乡任教，三年后考回母校，毕业后留校做行政管理，后调入广州一所高校。我毕业时考入本校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武汉一家科研单位工作，留学日本后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聚少，但我们依旧亲密，依旧挂念对方，从心里祝福着彼此…….

我想说，短暂的勤工俭学的日子，是我大学时期最快乐、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也是最闪亮的日子。

———仅以此文献给湖北大学生物系84级毕业30周年聚会，同时表达我们对杨文业老师最真切的谢意！

（作者系湖北大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