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意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

钟嵘《诗品》中将曹丕归于中品，而三曹父子中，将曹植奉为上品，曹操甚至归于下品，仅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数字而已。钟嵘在《诗品序》中评“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虽说对曹氏父子文采都持肯定态度，但实际更推崇曹氏父子中偏重藻饰的曹植。不仅将陈思王植的诗列于上品，更是将他放在李陵诗与班姬诗后的第三位，而前两者实际并无法确证为诗人本人所作，多被疑为后人假托，因此实际上曹植乃是整个《诗品》中被确实之第一诗人。且曹植之评价:“骨气奇高”“卓尔不群”。将其捧于极高地位，且评价字数也应是整个《诗品》中最多，可称得上推崇备至。

而曹丕与之相比可算得上差距极大。

钟嵘评曹丕“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实际说来这样的评价近乎于贬了。不仅如此，这对后人的影响也极大，大多数人都开始秉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曹植的诗质胜于曹丕。而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不同观点:“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认为“俗情抑扬，雷同一响”

未为笃论,并不能因为位尊而减少才气。“鄙直如偶语”“俗情”是对曹丕最见平常的见解，但实际曹丕诗作如《燕歌行》中“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已将悲秋、相思状写到极致，句句压韵，描情状物。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曹丕是近理性的诗人,有极其敏锐的触感，有反省，有节制，“不是像曹植那样完全发泄出来，因此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寻思和回味,于是就产生了‘韵’”。曹丕的诗，重于“感”和“韵”。

钟嵘说“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的确，《杂诗二首》，情感极浓、善用赋笔，白描的手法也极尽细腻厚重。“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我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写游子思乡哀愁，其实并不“可玩”，反而需要人细细体味，反复咂品，方能感受到其间厚重的情感。“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客于他乡，畏人欺辱，揣摩至深的人物情感，写游子的身如飘萍、无归无宿、畏惧小心之场景，格外质朴而又生动。

钟嵘认为曹丕诗“其源出于李陵”，《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诗品》全书以历代五言诗人作为评论对象，并在具体评论中将诗人创作考察推溯，归结到国风、小雅、楚辞这三大源头。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虽《与苏武诗三首》是汉代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诗歌，但也能从侧面反应出钟嵘所在南朝时期，普通文人对李陵诗风的理解，情意缠绵，而思致凄婉。“出于楚辞”，《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屈原与李陵的个人际遇有或多或少相似之处，“声颓身丧”,对自身遭遇不幸而生发的凄怆哀怨之感，而曹丕生世尚算顺遂，也并不曾遭遇离丧。在其诗中表达的相思、不遇之哀愁也多出于代托之作，只是从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者角度，并没有亲逢罹难的深重凄怨，因此将曹丕诗作认为源出李陵或许有失偏颇，但出于《楚辞》倒更有根源。

曹丕真正评价甚高的诗作是《燕歌行二首》，但凡讲到曹丕，这二首是避不开的。“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别日向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真正体现了“便娟婉约”、轻盈曲折,颇有些“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婉转情谊，而《越人歌》又正是《楚辞》创作的艺术源头。

《燕歌行》还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其七言句法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可能由于钟嵘以五言诗人为主要评论对象，倒错过了曹丕在七言诗上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曹丕有着感性与理性充分融合的细腻情思，在诗作上的成就、在建安文坛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曹丕就如同中国诗歌史上漫漫不语的凄清秋夜，不论历史如何评论功过，他的贡献始终悍然挺立，不容被忽略。

（作者系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