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4日零时10分，恩师李先焜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1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我是1978年3月进入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中文系读书的，和先生相识于1979年的秋季。大学二年级上学期系里开设了逻辑学课程，我记得第一堂逻辑课开始时，教室里走进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质高雅、戴着宽边眼镜的50岁左右的男教师，他就是李先焜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当时是副教授，1978年中文系只有三位教师晋升为副教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授课，语速不快不慢，恰到好处；语言简洁生动、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板书字迹工整、井然有序。他的课，让我们感受到逻辑学之美！加之我在中小学阶段对数学就有深厚的兴趣，逻辑中又蕴涵着数学的神韵，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逻辑学这门课程，与逻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80年代李先焜先生夫妇在书房

1980年春季，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中文系开办了一些课程兴趣班，如先秦文学兴趣班、元明清文学兴趣班、现代语言学兴趣班、逻辑学兴趣班等等。我参加了逻辑学兴趣班，我记得当时这个班由中文系七七级和政教系七七级20多位对逻辑学感兴趣的学生组成。先生为逻辑学兴趣班的学生讲授数理逻辑，用的是他自己翻译的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作教材。先生给我们介绍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公理系统，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推理规则、什么是定理、怎样根据推理规则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先生在黑板上整齐地板书出来的一串串的推理公式，简直让我震惊了，逻辑的力量太伟大了！我当时就下决心要一生投入到这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中。

1982年元月，我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先生的身边做助教。1982年秋季，先生给政教82级的学生讲授逻辑学，我就开始批改学生的作业并上辅导课。1983年我又幸运地考取了逻辑学专业的研究生，跟着先生继续研修逻辑学。我在学业上每一点进步和成长，都有先生的心血。大三下学期（1980年秋季），我尝试着写了一篇小论文———《谈表现为并列关系的属种概念》，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并推荐到《中学语文》编辑部，1981年第三期《中学语文》就发表了。这是我学习逻辑学后写的第一篇小论文，写得非常稚嫩，但却得到了先生的肯定与鼓励。2013年我完成了 《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一书的书稿，呈给先生指点。先生认真审读了书稿，并欣然为本书作序，这时他已经是87岁高龄的老人，爱生之情跃然纸上！

二

先生为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逻辑学界，提到语言逻辑和符号学这两个学科，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先生的名字，一致认为他是这两个学科的奠基人。

先生在语言逻辑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从1978年开始，他就大力倡导研究语言逻辑，组织全国高校中文系的逻辑学教师编写了《逻辑学》教材，倡议成立了“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1982—1989年他担任了两届“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理事长。先生先后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语言逻辑研究方面的论文20多篇。1989年先生与浙江大学王维贤、陈宗明两位教授合著了《语言逻辑引论》(全书40余万字,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该著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不仅执笔撰写了其中一、四、五、十这四个重要章节，而且还承担了全书的统稿工作。由于这部著作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他们三位作者后来被逻辑学界誉为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的“铁三角”、“三剑客”、“三家村”，也有人称他们为中国的“自然语言逻辑学派”。先生为语言逻辑这个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创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先生在符号学研究领域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一直为符号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鼓与呼。他第一个把当代西方刚刚兴起的学科———符号学引介到中国，并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1989年先生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符号学的源流与发展”，这是湖北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生后在 《哲学研究》、《哲学译丛》、《世界哲学年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有关符号学研究的论文20多篇，并在国外符号学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10多篇。先生还主编和参与编写了《符号学与语言逻辑》（《探索与争鸣》1999年增刊）、《中国语用学思想》（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语言、符号与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著作。

先生担任了15年的 “中国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1989—2003)，还先后担任了两届国际符号学会理事（1989—1999），两届东亚符号学会副会长（1997—2002）。

李先焜先生与国际符号学会会长佩尔茨教授等合影

在这个阶段先生参与组织了多次与国际符号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1989年他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到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参加第四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并在这次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也是在这次大会他当选为国际符号学会的理事。同年，他还与日本符号学家进行了交流，邀请了日本符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来中国访问。与美国符号学会会长、国际《符号学》杂志主编西比奥克教授进行了联系，西比奥克教授还邀请他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94年先生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参加了国际符号学第五届大会，会上他再度当选为理事。1995年先生应日本大学的邀请，去日本访问，与日本符号学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在日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作了专题演讲。1999年先生组织了中国逻辑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的十多位学者去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参加第七届国际符号学大会。

在这个阶段先生还先后在我国主持召开了三次国际符号学研讨会。1992年在湖北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中国学者来了上百人，日本学者十余人 （包括日本记号学会会长坂本百大教授与东京大学藤本隆志教授）。国际符号学会主席波兰华沙大学的佩尔茨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法国德雷达尔教授与夫人（也是符号学家）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199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与日本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东亚符号学研讨会，国际符号学会也来了10多位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奥地利、巴西、美国、波兰、越南等国家)，在大会上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成立“东亚符号学会”，大家推举日本的坂本百大教授为会长，先生与东京大学哲学系的藤本隆志教授为副会长。2002年在武汉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东亚符号学研讨会，国际符号学会来了10多位学者，包括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波兰华沙大学的佩尔茨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奥地利工业大学的伯纳德教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尼奇教授等，国内有80多位学者参加了大会。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拓展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先生组织的这些学术活动为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以及将中国的学术推向世界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先生先后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这些论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他参编的《逻辑百科辞典》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后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他参与编写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正是由于先生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奠定了他在中国逻辑学界的学术地位，赢得了广大学者的尊敬和爱戴。1987—1996年他两次以高票当选为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这在中国逻辑学界是少见的。

三

先生一生乐观豁达。先生的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他始终乐观面对，人们每次见到他时，总会看到他满脸的笑容。

先生1927年8月18日出生在北京，祖籍湖南浏阳。先生的少年时代恰逢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和那个时代千百万个中国家庭一样，父母带着他们四处逃难，躲避日本鬼子的蹂躏。他们一家从北京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浙江、江西，再从江西逃到湖南，后来又逃到湖北……先生后来回忆说：“由于抗战，我中小学一共读了11个，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双兔集》第118页）1948年先生从武昌文华中学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读大学期间，先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这个组织为保护同学、保卫校园机智地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1950年代李先焜先生在北师大读研时与苏联导师一家

1952年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市人事局教育科，负责干部的培训工作。1956年，他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1958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武汉轴承厂当教育科科长。1960年武汉市强调干部要归队，要专业对口、学以致用，先生向市委组织部申请调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1961年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先生调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任教，至1996年离休，在湖北大学整整工作了35年。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先生也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先生既不能搞教学，也不能搞科研，天天等着挨“批斗”。先生想：“现在教不成书了，我得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真本事呀！”于是他就买了几本针灸书、几根银针、一瓶酒精、一包药棉，在家偷偷学起了针灸（因为这事不能让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人知道，否则又会挨批斗）。后来他的针灸还真的为很多“人民”服了务，不仅在紧急关头救了他的老伴（见《双兔集》第53页），还为很多人解除了痛苦。1974年先生和另外几位老师一起带中文系七三级的学生到农村开门办学，师生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湖大校友熊宗荣（当年的学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李先焜老师是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做学问外，他还有一门绝活，会针灸。有一天，我突然肚子痛了起来，疼得人头上直冒冷汗。李老师见了，先把我扶到床上躺下，然后拿出他随身携带的针灸包来。他取出几根细长的银针，用酒精棉球擦了擦，在我的双手虎口穴、腿上足三里和痛处的阿是穴上深深地扎了下去。然后，他坐在床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将那一根根银针捻来捻去。一个小时后，我的肚子竟神奇般好了。”（见《湖大校友通讯》2009年第2期）“文革期间”先生做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学习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这样他不仅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提高了英语水平。也许这就是哲人的生存智慧吧！

进入老年后，先生经历了人生的几大不幸。2006年10月，我们给他做完八十寿诞庆典后，他和师母一起去了美国，在他们小女儿家住了一年多时间。2008年年初他在美国发现身体有恙，一检查才知道患了输尿管癌。当年6月他们回到天津，先生在天津做了输尿管切除手术，住在天津儿子家一边化疗一边休养。2009年春天他和师母一起回到武汉，刚回武汉不久，曾经精心照顾他的师母因病逝世。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收集师母生前写的一些散文和他自己写的一些杂文，准备结集出版一本《双兔集》（他们夫妻都属兔），用以纪念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师母。2012年这本《双兔集》自费印刷出来了，书中记录了他们夫妻近60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夫妻恩爱，令人羡慕、让人动容！

2013年先生常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又先他而去，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叫人如何受得了？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到先生家和他聊天，也是想帮他分担一些悲伤，只要一提到儿子，先生眼里总是噙着泪花。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尽量多地和他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并把我写的书稿拿给他审阅。后来又帮他策划出版 《语言、符号与逻辑———李先焜译文集》，慢慢地先生才走出了丧子的悲痛。2013年以后，每年的8月18日，我都会买好生日蛋糕，带着家人一起去给先生过生日。今年8月份我和妻子陈正芸到台湾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但在去台湾之前，我仍然在蛋糕店给先生订好了生日蛋糕，让他女儿在8月18日那天去取。春节或者其他节假日，陈正芸也常常会包一些饺子给先生送去（因为先生爱吃饺子），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想让他感受到还有一个“儿子”就在身边。

先生的歌唱得很好，也喜欢唱歌，他常常用歌声给人们带来很多欢乐。学术会议期间，如果举行文艺晚会，总会听到先生优美的歌声。我们师生聚会，他总会说，为了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唱支歌向你们表示感谢！于是我们就能听到他用俄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马车》等原苏联歌曲。最近两年为了哄他的小重孙开心，他在家里经常给小重孙吹口琴，唱歌听。据先生女儿说，在去世的前三天，他还躺在床上听歌曲，甚至还要女儿把家里的歌本拿到医院来，他还要唱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人！

四

先生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由于先生的人品好、学识好，所以他生前有很多好朋友。

仅我所知道的，他生前就有如下几个“朋友圈”：逻辑学界、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班同学、湖南浏阳老乡、老中文系同事、老政治系同事等等。老中文系的同事中有：朱祖延老师、邹贤敏老师、章子仲老师、章季涛老师、田祚申老师、金嗣峰老师、刘宋川老师、许平辛老师和舒怀老师等等；老政治系同事中有：王文卿老师、罗炽老师、李之戍老师、骆美玲老师、乐传新老师和郭大俊老师等等。他们中长期住在湖北大学的老师，隔三差五地会到先生家玩一玩，和先生聊聊天、唱唱歌；有些冬天住在深圳、海南等地的老师，他们从外地回来后，也会到先生家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先生见到这些老朋友也是异常的兴奋，有说不完的话。

在先生众多朋友圈中，逻辑学界朋友圈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个朋友圈分布有三代人：有他老师辈的，如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江天骥、温公颐、周礼全等等；和他同一辈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王维贤、陈宗明外，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刘培育、张家龙、周云之，南开大学的崔清田，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家国、董志铁，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剑英、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刘延寿等等；学生辈的就更多了。

先生在逻辑学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朋友呢？这和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密切关系，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老一辈学者欣赏他，同辈学者佩服他，晚辈学者景仰他。当年南开大学逻辑学科的负责人崔清田教授曾对他的博士生说：“先焜老师比我有学问，我现在是博士生导师而他不是，不是因为我比他有学问，这是因为机遇罢了。你们都要好好向他请教。”从1978年南开大学温公颐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生开始，直到崔清田教授最后一届博士生毕业为止，在近20年期间，南开大学逻辑学专业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几乎都会邀请先生去做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

先生乐于助人，一是因为他有“君子成人之美”的善心，二是因为他有助人的本钱（学识）。和他交往的人总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先生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不仅普通话说得标准，而且上海、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各地的方言他都学得惟妙惟肖。有了好的语言天赋再加之后天的勤奋，先生熟练掌握了英语和俄语这两门外语。他翻译了多本国外逻辑学经典著作，还用英语写了十多篇学术论文。他对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礼乐辞赋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地和心得。冯天瑜先生曾称赞他“学贯中西，德堪楷模”。他的这些学识吸引了当年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一流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都来请先生指导学位论文、拜先生为师，并且都以自己是“李门弟子”为荣。先生80华诞和90华诞庆典时，就有几十个“李门弟子”主动要求来参加。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了我们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最后我引用我国著名因明学家沈剑英先生写给先生的一副挽联作为本文的结语：

“景行并崇慈祥长者懿德留芳，高山共仰澹泊哲人宏著常存”！

（作者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