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北风呜呜地叫着。落叶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我在琴园小区看到了李先焜先生逝世的讣告———“中共党员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离休教授李先焜先生因病治疗无效，于2017年11月14日0时10分在武汉逝去，享年91岁。”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

李先焜先生离开了我们，永远地走了。在互联网上，悼念之情汹涌而来，人们用蜡烛和鲜花向这位尊敬的逻辑学界泰斗致敬。

李先焜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是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逻辑教学与研究事业做了积极的贡献。他所开创的符号学诠释了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进程，对当代中国的中国逻辑史、中国名辩学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毕生致力于逻辑与哲学研究及教育事业。他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逻辑及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各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崇高境界和人格风范，得到了几代学者的广泛赞誉。

去年11月5日，湖北大学李先焜学术思想研讨会暨90寿诞庆典隆重举行。因过去我在政教系资料室工作，和李老师在工作上有过机缘，他在我人生道路上又给了我很多教益，所以我特地前往会场为李老师祝寿。

记得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下午三时许，当李先焜先生步入会场，全场起立鼓掌。当看到李老师依旧精神矍铄，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止不住流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政教系搞资料工作。因为我那时没有专业基础，李先焜老师给了我许多帮助，我至今感怀难忘。

李老师讲课条理性、逻辑性强，善用严密的推理对学生循循善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80年李老师自发地为中文系77级和政教系77级的学生中对逻辑学感兴趣的20多名学生单独开设了逻辑学课程提高班，我有幸也去提高班旁听。李老师用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作教材，讲授数理逻辑知识，介绍公理系统。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推理规则、什么是定理，怎样根据推理规则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我的逻辑修养。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李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搞哲学的人不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哲学就是要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最深刻的思想。学术上切不可浮躁，要随时随地保持慎重。”

三十多年过去了，李老师的这句话我仍记忆犹新，并一直勉励我在以后的工作和求学治学道路上脚踏实地，激励我积极向上。

李老师不但精研逻辑，治学精到，还中西贯通，身体力行传文化。很少有人知道，在符号学方面，李老师做了很多开拓性贡献。一方面，李老师把当代西方刚刚兴起的符号学引介到中国，并开始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成为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学思想的第一人。另一方面，李老师在担任逻辑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东亚符号学会等多个学术组织负责人期间，广泛邀请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波兰等国家的著名符号学专家来中国交流，他自己也经常被邀请赴相关国家出席高端学术研讨活动。这些都为符号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并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学校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由于工作关系，我到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虽然不和李老师在一起共事，但每次在校园内碰见，李老师的第一句寒暄就是———“见到您很高兴！”

每次听到李老师这句问候时，我都感到格外亲切，一时竟语塞得不知如何回应。李老师这句见面语非一般礼仪客套之辞，内中蕴涵了对同志的深情厚谊。它表达的感情之自然纯真，是无心之士模仿不来的。

我一直都想抽空去看他。一次在校园碰见他的大女儿。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一直在翻译符号学文章，因要出版，很忙。他离休后，仍未放下学术，而是坚持研究，继续博览群书。近两年，他通读了尼采的著作，2015年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尼采的逻辑哲学思想》，并发表在《中文论坛》第三辑，这是他的新作。他还亲自为即将出版的《语言符号与逻辑译文集》自序。

在学校举办的李先焜学术思想研讨会暨90寿诞庆典上，我又一次见到可敬、可爱的李老师。他迎上来的第一句寒暄依然是“见到您很高兴。”他说：“看了您在校报上发表的 《听张世英先生讲<黑格尔逻辑学>》，文章很好，有空到我家来坐一坐，聊一聊。”

寒暄中我注意到李老师虽已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李老师那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思维很年轻，很活跃，见解独到，富有启迪性、超前性，从他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悟出的鲜活道理，断无陈腐之气。我想，这完全是坚持终身学习、不懈进取的结果。他就是“完整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榜样。

夜幕降临，会议结束了，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十多所院校的三十多位知名学者，会千里迢迢来到湖大出席他的学术思想研讨会暨90寿诞庆典？他的人格魅力是什么？李先生是符号学家。他本人就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正如冯天瑜先生赞誉李先焜先生是 “学贯中西，德堪楷模”。

我很幸运，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和李老师是同事，在做人和人格养成方面受到他的影响。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李老师经过很多磨难，但仍然非常安宁、平和，很少对什么事发牢骚，也很少抱怨什么。与他共事打交道很简单，不必提防什么、担心什么，真的使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李老师回到学术岗位时，对学术充满热情和激情，热心于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域，在学术上充满雄心和抱负。四十多年来在逻辑科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在普通逻辑、语言逻辑和符号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逻辑学、符号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符号学的国际交流做出了显著成绩。

会上，我有幸得到了李先焜先生赠送的 《语言符号与逻辑》、《语言符号与逻辑———李先焜译文集》两本书。这两本书凝聚着李先焜先生几十年学术研究成果。他是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的先行者。他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也是湖大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李先焜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用殷殷爱心培育后辈，桃李满天下。他在湖北大学培养了大批学生，他的学生有些成了诸多学校逻辑学课程的骨干教师，有些成为逻辑学界的知名学者。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其他高校讲学和主持博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受过他指导和帮助的青年学者不计其数。他为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科研发展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

会后我感慨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良师益友》，发表在校报上，表达自己对李老师的感情。报纸出来后，我委托他的弟子陈道德教授带给他老人家。据说李老师看了文章后异常高兴，凡有人去看望他，就会把报纸拿出来给别人看。我得知后心中暗自欣慰，可是不久之后，听说他又进了医院，出出进进几次，我的心又低沉了下来。

一晃一年，他终于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周岁诞辰。我原以为他奇迹般地进进出出几次，而终无危险，向着百岁迈进，可他终于一病不起了，一年之后驾鹤西去。得知先生仙逝，我倍感痛惜！他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死而无憾矣。对我来说，思绪着实难以排遣。像他这样一个有特殊风格的人现在很难找到。我只觉得大地茫茫，顿生凄凉之感，我没有别的本领，只能把自己的忧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2017年11月17日，我参加李先焜先生追思会，当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灵堂，看到遗像上他那双目光柔和的眼睛时，我潸然泪下，仿佛又听到他每次见到我时的第一句寒暄———“见到您很高兴！”李老师我来了，向您告别。我向他老人家遗体深深鞠躬。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李先焜教授的一生是研思的一生，是动人的一生，是让人敬仰的一生。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人品、他的学术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留给我们的学术著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并发扬光大之，使中国的逻辑学和符号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学校图书馆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