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武汉外国语学校欢送当兵女生合影
作者1977年参加高考时准考证照片
1977年，那个秋风扫落叶后的早晨，天是蔚蓝的，地是温暖的。已分配到武汉外国语学校教书二年的我，忽闻一缕清风，从高高挂起的高音喇叭中传来———恢复高考！
广播里恢复高考的声音缭绕着这个暖冬，校园里草坪上留下的枯草在微风中得意地摇曳，不知是激动还是兴奋的眼泪悄无声息地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竟然忘情地唱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1954年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流亡的学生，父亲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母亲毕业于国立贵州大学土木工程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投身于建设祖国一线中，从事科研工作。但赶在那个“大跃进”狂热，“文化大革命”胡闹的年代，我的父母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双双接受审查。尤其是父亲被关进牛棚，家也被抄了，受家庭影响我不能继续读高中，16岁就下放到埔圻羊楼洞茶场五七干校。
那个年代，我们只读“红宝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窑炉把我及我这一代同龄人都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吹进千家万户，吹醒我们每个年轻人跃跃欲试的心。但激动过后，我又很忧虑，觉得它和我没有关系。我在下放到五七干校时曾两次作为优秀知青劳模被推荐上大学，初试文化课时也过了线，但每一次都因家庭出身这个致命的弱点而被政审刷下来。后来，我作为被教育好的子弟典型才好不容易能到武汉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我看来，大学似乎与我无缘。
当我在迷茫和失望时，我所工作的武汉外国语学校领导鼓励我报名参加高考。在知识极贫乏的年代里，能拿出勇气报名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与此同时，我更牵挂的是我所带的高二（四）班40个学生的命运。这40个学生从外国语学校毕业后除少数到部队当兵，绝大多数人都已下放到农村当知青，从那以后我开始给学生写信，让他们一定报名参加高考。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众多的读者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做《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习题。而我也是托新华书店的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当时最热门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共10册。当年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口号，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这壮观的读书场面，离“读书无用论”被叫停才只有几年的时间，这也印证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时间匆匆来到1977年12月11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和我的学生同时走进高考考场。那时候的高考，没有参考书，没有复习资料，全凭自己搜肠刮肚去应试，从报名到考试仅一个多月时间，好在同一起跑线上无老幼，考题也较今日要简单，文史卷都是一些普及知识，并没有太深奥的题。即便如此，570万考生仅有27万多点儿被录取。在最激烈的这届高考竞争中，即便上线，不到5%的录取率也会让许多人排队门外，而我恰在其中。最后，我还是因为政审被刷下来，因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政审这一环节并没有被去掉。我的高考就在这样懵懵懂懂的情形中结束。至此，对于上大学，我是绝望了，不无悲壮地向我的父母宣布：今后，我再也不参加高考了！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带的班里90%以上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十年动乱后的社会，知识极度贫乏，外语人才更是缺少。同学们在学校学的是英语，所以几乎都被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等重点院校英语专业录取。
记得当时班上有个女学生，叫曹淑贞，她当年报的是武汉大学，结果被云南大学录取。她父母是工人，坚决反对她去云南上大学，父亲决定提前退休让她顶职去工厂当工人。我得知后万分焦急，连夜赶到她家去做工作，苦口婆心，三番五次劝说，最终感动她父母同意女儿去云南大学。曹淑贞到了云南大学后给我来信，非常感谢我：“幸亏听了刘老师的话，没错过上大学，云南大学太美了……”寒假她回家过年来看我，还带来了云南沱茶让我品尝。毕业后她分配到上海一所高校教英语。
外语学校还有一个学生叫樊星，是当年外校团委书记，学校风云人物，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能力都出类拔萃，品学兼优之外，人也长得帅气。他的出色表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虽没教过他，但在红安搞开门办学，我们一起去采访、看望红军团长方和明时认识了。
我那时也非常关注他被哪所大学录取，同学们告诉我，他报的是北大哲学系，结果录取到荆州师专。我得到消息后很吃惊。如果樊星报的是英语专业，一定会录取到一流大学。可我又很担心他不去荆州师专，放弃上大学，很想去他家谈一谈，打听他家的地址，同学们告诉我，听说是在沙市，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后来得知他还是去了荆州师专上学，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同学们上大学后也常到武汉师范学院来玩，我又向他们问起了樊星，他们告诉我樊星在荆州师专很好，我对同学们说：“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樊星将来一定会考上研究生，不是哲学家，就是文学家”。后来，他考上了华师硕士、博士，留校当老师，又调去武大。时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成了学者、文学评论家、教授、博导，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我真替他感到自豪。
上学期文学院请驻校作家来开讲座。我去听华师教授、博导、作家晓苏老师的小说课。我们闲聊中得知樊星是他在武大读博的导师，我告诉他樊星是我的学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老师。不久，樊星给我打来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感到分外亲切，久别重逢一般，使我又想起40年前外语学校的点滴往事，想起40年前难忘的1977年高考。
几天后樊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谢谢刘老师！当晓苏告诉我，他在湖大遇见您时，我感到十分高兴！真是缘分啊！一直记得您，在外校时您高高的个子，常常笑呵呵，穿一件大红外套。您是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却像同学一样，所以难忘。我当年高考，报志愿吃了亏。本想第二次再考，听信了‘录取了不上，5年内不得再考’的流言，上了师专。当然不甘心，一度想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到处投稿。后来终于发表了几篇读书笔记，才发现自己应该从事文学研究。1986年，报考华师中文系研究生。后来就比较顺利了。回首往事，觉得走过的弯路对磨炼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1977年高考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我们班上许多学生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国家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文化部、中联部等单位，还有一部分同学分在大学教英语，现在几乎都是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
高考之后我来到武汉师范学院进修，实现了重返学生生活的梦想，当我跨进武汉师范学院校门。在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成为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预言而深入我的心灵之后，我的春天终于到来了，那就是我在武汉师范学院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读完了成人大学。岁月蹉跎，我错过了很多人生机遇，其艰难不言而喻，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接受系统的、完整的全日制高等教育。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感到甜丝丝的。参加高考这件事几乎是像流星一样闯入我的生活，而现在，当然也是像流星一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不过，尽管它只是一瞬而逝，却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流星的光泽并不强烈，但通过它反映在我脑子里的却是整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对个人而言，高考是一段苦涩却甜蜜的岁月；对社会而言，高考是见证新一代年轻人走向社会的重要时刻。经历了高考的人，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对高考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在烈日与蝉鸣里埋首试卷的那些日子，也许是我们最值得回味的青春。
时光飞逝，弹指间，40年一闪而过。恢复高考40年来，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已走过万水千山。从1977年“平地一声雷”到今天，高考的变化何尝不是气象万千。它曾是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但在不断的自我改革和与时代的共振中，高考已不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道路，无论成功与否，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次经历而已。40年浓缩着几代人的青春与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高考不但镌刻着一代学子永不磨灭的记忆，也镌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砥砺前进的印迹。（作者系图书馆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