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与郭莹、何晓明、周积明教授合影）

一

从 1979 年算起，追随冯天瑜先生求道问学已经四十二年。过去也曾写过几篇有关先生学术功业的文字，但多限于介绍先生的著述创见，而对先生治学的门径理路，少有思考琢磨。此次借有幸参加“文化史研究再出发”研讨会的机会，对此问题有所研习，所获心得，不敢自夸，谨呈同门诸贤分享，更敬请先生教正。

先生曾概括自己的学术理路为“即器求道，观象索义”（见 2006 年 5 月 12 日向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汇报），我体会这里的“求道”“索义”，表明先生治学的宗旨在于追寻道义，其中又兼有两重意蕴：一是梁启超、王国维当年强调的“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的“书呆子”求真精神，二是李大钊当年赞赏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士大夫家国情怀。前者是后者的科学理性根基，后者是前者的终极价值体现。

先生曾在一篇记录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地老天荒识是非》（《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里，特别论及桐城派领袖姚鼐的一段名言：“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先生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应当有理论准备，才得以攀登时代的思想高峰，对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应当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占有丰富的材料，并具备辨析材料的能力；应当锤炼语言，长于词章，要有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总之，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是先生“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

先生认为，就“义理”而论，阅读前贤的理论杰作是极其重要之一途。从先秦诸子、希腊群哲到现代各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均应涉猎，尤其需要钻研前贤历经岁月淘汰检验的历史哲学论著。作为“看家书”，先生“较用力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二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从中获益匪浅”。我以为，王夫之是近代以前，中国学理系统中历史观的最高峰；黑格尔则是马克思以前，西方学理系统中历史观的最高峰。先生直接从中吸取教益，在此基础上，又努力学习并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进而在“义理”考求层面达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我以为，先生丰厚著述的精彩之根本，正在于此。

就考据而论，先生认为，应作“考据家之考据”与“一般学者之考据”的区分。

“我既钦佩乾嘉学者的渊博和谨严，又不愿追其故迹，将生命全然消耗在名物训诂和一字一句的疏证上。然而，考据精神和考据方法又是十分必需的。对一切以学术为鹄的人来说，都有占领材料，进而对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必要。”“总之，辨析材料决非考据家的专利，而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即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就文章而论，先生认为，前人对此有两种极端之论，扬雄以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曹丕则认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平情而论，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词章重要，自不待言。”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追求词章之美者，非唯文学家，史学家孜孜于此且文采斐然者也代有其人。“我甚钦仰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新旧八股的呆板乏味，虽自叹才情欠缺，却心慕手追，力图文章有所长进。叙事纪实，务求清顺流畅，娓娓道来；辩驳说理，则讲究逻辑层次，条分缕析。”总之，就文章而论，史学不同于哲学，而较近于文学。“除史论以外的历史著作，哲理最好深蕴于叙事背后，主题更应贮藏于事实展现和形象描绘之中。”我观先生的文章，就气势汪洋、意蕴宏阔而论，颇近任公鸿文，但更添一层古朴典雅的风采。陆机《文赋》所言“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恰是先生文笔的最好写照。

关于治学理路，先生特别强调“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的眼光与境界。此意为，史家兢兢业业于专攻方向的同时，还应当“左顾右盼”，以获得比较参数和开阔前景。惟其如此，方能求得历史问题之通解。以清代学术为例，就清学论清学，难明究竟；唯有考镜源流，对阳明心学、程朱理学、两汉今古文经学乃至先秦诸子学有一个贯通的认识，才能明白清初复宋之古，清中叶复汉唐之古，清末复西汉之古，进而上溯先秦孔孟之古的因由所在。 不仅如此，先生还指出，即使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也有必要打通中外，于比较中窥探奥秘。1998 年以后，先生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讲学并从事研究。借此良机，先生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开掘异域史料，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三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中、西、日文化的比较勘验中，将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向纵深处拓展。

总之，先生认为，治史者不能自闭门户，而应将古今中外尽收眼底。对于学者个人来说，可以侧重宏观，也可以侧重微观。前者应当吸取别人的微观考察成果，上策是自己选择切关宏旨的微观问题，从第一手材料抓起，使得宏观把握免于“空穴来风”之讥；后者有必要借鉴别人的宏观视野，上策是把自己探讨的专门问题置于纵横比较的网络之中。先生归纳道：以有限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当然力不能企。唯一的弥补之路是学习。

“学习他人比一味鄙薄他人要困难得多，却又有益得多。”长于宏观者往往批评微观研究者的细琐，长于微观者往往批评宏观研究者的空泛。其实，双方都不可忘记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缺乏的学养——宏观研究者应予补充的“精密”，微观研究者必须借助的“博大”。双方应当携手共进在“即器求道”、“观象索义”的学问途中。先生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宏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以此心语观照先生的学术理路，庶几可得个中奥秘。

学术界不是逐热避冷的名利场，不是捧角追星的娱乐圈。学术事业乃天下之公器。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人为数众多，但就成果贡献与学术影响而论，能与先生齐肩者，并不多见。究其缘由，先生的家学渊源与天资禀赋固然是优越条件，个人的勤奋努力也是促成因素，但这些可能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或者说关键问题。笔者追随先生问学多年，感受最深的是先生始终以学术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且从不受各种外在影响的干扰，不求且不受现实“爵位”，不惧且不理莫名毁伤，专心致志，潜心治学。由“而立“不惑”“知天命”一路走来，心无旁骛；以古稀乃至杖朝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不假手于人，不开学店，不当“老板”，借助先进的电子书写板，一字一句，一行一段，一文一著，皆自得之。观者皆以为辛苦备尝，先生却自得自幸，乐在其中。之所以如此，盖因学问之事于先生，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或者就是生命本身。由此说来，这已经不是什么“积极拼搏”的人生姿态，而是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境界。

先生的学术成就可研究而难以企及，先生的学术理路可揣摩而难以模仿。但是，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人生境界，现实地为我们标示出道德文章的高山景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

先生名气很大。笔者出差、开会,常遇景仰先生之名而未见其人者,打听“冯老先生”如何如何。对此, 笔者即笑而答曰,对冯天瑜,称老师可, 称教授可,称先生亦可,唯称“老先生”,则大不可。何则?先生乃1942 年生人,刚“知天命”,正当壮年,此其一；且先生之心态，工作激情，生活雅好，与吾辈不惑之人相比，丝毫不显“老”气，此其二。

又有询问先生模样者。先生不善照相，开会、访问、讲学，留影虽多，但神采飞扬者绝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因早早谢顶而显出的宽大脑门，二是略显凹陷的眼睛。先生双眼惧强光刺激，常作眯缝状，而在与人交谈时，却放射出深邃的光，同时又传递出浓浓的亲切与友善。

先生是大名人。这名，绝非时下常见广告吹嘘、廉价奉送的“著名 xx 家”所比。由于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内的杰出成就，先生于 l986 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 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五年后，又被该中心评为“1993 年世界著名知识分子”。

对于有些人，名气大，同时就意味着派头大、讲究大、脾气大。但先生与这后几“大”, 一概无缘。按照有关规定，先生外出，可享受小车接送待遇，但他几乎从不要车，无论路途远近，总是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前往。先生自认，这“扶而蹬”比伏尔加、奥迪、桑塔纳更具优越性，方便自在，且能活动腿脚，锻炼身体，何必劳神司机，耗费公家汽油。

先生多出席隆重场合，但其衣着极为随便。会见外宾，出国访问，须着西装、打领带。但先生老记不清领带结法, 左缠右绕，不得要领，于是干脆购回“一拉得”式领带若干，届时草率从事，蒙蒙老外。

先生脾气随和,待人极诚恳。住所“门虽设而常开”,从不在门口贴上“交谈勿过 x 分钟”之类告示，令来访者陡生惶恐之情。相识或不相识者登门，一律热情接待。学生、同事、朋友托先生帮忙，新著作序、指导论文、查询资料、推荐报考研究生,乃至介绍工作、征求儿女婚事意见，先生无不倾心相助，竭诚以待。尤其对于登门求教的后学，更是奖掖有加，不惟循循善诱，临别之际，往往取出新作，问清来者姓名，工工整整在扉页写下“xx 同志惠存”字样，馈赠一册，留作纪念。先生与人为善，颇令吾辈钦佩，但有时又不免为先生担心,脾气随和到太好说话的地步，难免也有上当之虞。去年七月，笔者随先生赴珠海开会。某日黄昏,与先生几人漫步街头，被一伙兜售皮带者盯上。待我们各自为战，好不容易摆脱纠缠，再看先生，早已被蒙骗, 购得劣质皮带三条。众人皆为先生大上其当而惋惜，先生却道:“我看他们推销也不容易。”众大笑，又问:“您要三条干嘛?”答曰：“可以送人。”不过, 如果以为先生任何时候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那又错了。先生曾于大会之上，当众批评某权要人物以权谋私的劣行，并逐条驳斥其无理狡辩，义正词严，大快人心。笔者曾向先生问及当时心态，先生淡淡一笑:“该说的话，总得有人出来说。”

追随先生问学多年，对其治学经历，略知皮毛。曾有某君与先生同游磨山植物园，听先生一一指点奇花异草，大感惊诧。其实，先生上大学时，所修专业正是生物学。毕业分配到武汉教师进修学院，仍与门、纲、目、科、属、种之类打交道。七十年代以后，先生走上文史研究之路，成就斐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家学渊源有关。先生父亲冯永轩，早年就学于清华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大师攻读国学，后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高校历史系。先生母亲曾供职湖北省图书馆，这也为先生从少年时即博览群书提供了方便条件。当然，这些仅为外因。就内因而论，先生天性聪颖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先生的勤奋及对事业的投入，非常人可比。

1987 年初夏,笔者随先生赴华东师大参加国际王国维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有为、胡小静二君来访，邀约先生撰写一部通史性中华文化史。先生初不应允，认为自己功力未逮，研究不够。王、胡二君紧追不舍，又搬来出版社总编，恳切陈词，加之出席会议的学界同仁在旁极力怂恿，先生方答应一试。

第二天，会议组织全体代表赴浙江海宁王国维故居参观，顺便观赏天下闻名的钱塘大潮。上海到海宁距离百余公里，汽车需跑一上午。一路上，但见先生于颠簸之中，埋首思索，手不停书。中午时分，众人伫立堤岸，静候大潮到来。先生悄然递过稿纸数张，翻开一看，千余言的中华文化史写作构想，已历历在目。正当此时，大潮奔腾而至，山呼海啸，壮观至极。笔者在惊叹大自然壮阔奇观的同时，也不禁为先生奔涌的才情与只争朝夕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激动。

先生最烦也最怕开无关痛痒的会糟蹋光阴，凡接此类通知，一概置之不理。但有些会议，实在躲不脱，推不掉，只得舍命陪君子。先生学问好，声望高，大家信得过，于是每逢评定职称，总被推举为评审委员，从系、所学科组、校评委会，直到省里专家组，一当到底。不仅教委高校系列，而且省、市社会科学院系列、图书情报系列、群众文化系列，也纷纷发来评委聘书，甚至有评审会会期相互撞车的。先生上午在这边发表了意见，下午又匆匆赶往那边投票表决。更不妙的是，近年来职称评定“制度化”,每年都评，先生更是难得安逸。每议及此，先生一脸的无奈，露出苦恼人的笑。

相对来讲，暑假期间，会议少，干扰少,这便成为先生写作的黄金时段。武汉的夏季,酷热难当，但先生每日工作都在 10 小时以上。笔者多次撞见此类镜头：先生端坐电扇之下, 短裤背心,挥汗运思。见是熟人，先生并无礼仪方面的顾忌，与笔者谈笑风生，每为研究得意之处乐而开怀。后有学校图书馆馆长陈君，体谅先生艰辛，于图书馆大楼地下室内，辟出一间，供先生借用。于是先生大表感激，每日“穴居”,工作进度益增。

先生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 尤其对于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生态环境及其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换, 见解更为专精。对于中华文化的特质，先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于是独辟蹊径，从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及元典精神诸方面，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同时又注重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参照比较，纵横捭阖，由是著书立说，成一家言。

先生治学，虚怀若谷，故能汲纳百川，有容乃大。某日，先生应邀作“中华原典精神””学术讲座, 论述《诗》《书》《易》《礼》《春秋》等典籍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听众之一胡君，于会后致函先生，建议以“元典”取代“原典”。先生阅毕，以为“陈义甚高”,欣然接受,并因此铺陈，论列“元”之十种意蕴，又在交付出版的书稿附加一注，说明情况，“特此感谢一字之师”。或者会问，这“一字之师”何许人也？答曰，非专家教授，乃学校图书馆不满三十一岁毛头小伙。先生文风，清新典雅，每于行云流水之中，给人辞丰意警的体味。

“石韫玉而山晖，水含珠而川媚”，读先生之文，有如登凌峨嵋秀峰，泛舟漓江清流，其味隽永，其乐陶陶。对比时下多故作高深玄妙，以为非诘屈聱牙云山雾罩不足以言学术者，更感先生真名士手笔，大家风范。

先生日日徜徉于五千年古国文明“郁郁乎文哉”的氛围之中，有儒雅之风，而无学“冬烘”之气，某些爱好，还相当“时髦”。

足球乃当今世界第一运动，痴迷者数以亿计，先生即其中积极分子。世界杯足球大赛，中央电视台五十二场全播，先生五十二场全看，一场不漏。即便凌晨转播，也照看不误。只不过怕影响夫人休息，将电视机转移至客厅，调小音量而已。光看不过瘾，还要“侃”，不惟津津乐道马特乌斯如何，古立特如何，里杰卡尔德又如何，而且还就比赛双方的布阵方略，战术选择品评得失，头头是道。先生一好友之子，秉笔于武汉晩报体育部，得知先生这一嗜好，于某日登门,引发先生大侃一通，整成“冯天瑜侃球经”一文，刊载于晩报周末版，引起一片迷惑：此冯天瑜非彼冯天瑜否?

如果说对于足球,先生像绝大多数球迷一样，只侃不练的话，那么对于乒乓球，先生则操演兴趣甚浓，虽够不上技艺精湛，却也身手不凡。研究所新添置乒乓球台一张，众人跃跃欲试，立下规矩，胜者坐擂，负者下台。混战一场，结果大出意料，先生竟然将所内同仁(较先生年轻八、九岁至二十岁不等)悉数挑落马下，擂主地位岿然不动。众人不服，大叫此系轻敌所致，重整旗鼓，将先生打下擂台。先生胜固可喜，败亦欣然，连称筋骨活动已开，痛快痛快。

先生是名人,也是凡人，少不得与衣食住行等“俗”事打交道，这一切又离不开一个“钱”字。

关于“钱”，《人间指南》编辑部余德利君有一至理名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先生对此极表赞同，而且加以自已的理解和发挥。先生常言，作学问之人，钱太少不行，钱太多也不行。此话怎讲?且听论证：钱太少，温饱不得解决，著书都为稻梁谋，哪里还顾得上研究学术。但如若钱太多，又容易被花花世界所吸引，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同样也作不成学问。有此见解，先生对赵公元帅，并无特别礼拜。先生著作颇丰，但从未因稿酬厚薄与出版社方面议论短长，总是人家给多少接多少，完全处“消极被动”地位。

先生“经济头脑”之缺乏，还有诸多表现。由于夫人身体不好，先生“承包”采买等外勤。但他永远摸不清市场行情，也报不出明细账目。买菜从来不比不挑不还价，上当与否，全凭撞大运，看卖菜的太婆、小贩良心好坏。好在夫人宽大为怀，从不追究责任，先生也落得个省心省事。

不唯买菜算账稀里糊涂，一般而言，先生对数字的记忆、感悟能力，也比较糟糕。从来记不住电话号码，也记不准列车时刻。某日一朋友对先生开玩笑，说是谁要成心将先生您蒙得晕头转向，最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数字轰炸。先生颔首，连称极是极是极是。

但是,在某些特殊方面,先生的记忆能力，又远超常人水平。他对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版图形状，人口多少，面积几何，国民生产总值若干，均烂熟于心。美、俄、英、法、德、日等大国自不待言，就连中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之类小国，也能一一道出，如数家珍。有人将信将疑，当面测试，结果丝毫不爽。笔者也曾不解:地理位置、版图形状之类，少有变化，记忆当属不难；但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等，增长不居，如何记得？就教于先生，答曰:注意搜集，不断补充、更新即可。笔者默然。清人章学诚曾论曰，学者之心，

“必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验之先生，更见此言不虚。

先生书房，为笔者经常光顾之地。八九个大书柜，塞得满满当当，但仍有不少书本、报刊堆积于地，仅留窄窄一条过道，从房门通向坐椅。宽大的写字台上，横七竖八、层层叠叠摊开书本、笔记、稿纸。冒昧地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房内呈典型的“无序”状态。倒是书房壁上，清清爽爽，别无装饰，单悬书法家黄亮手书对联一幅：

曾三顔四,禹寸陶分笔者请闻其详。先生释曰，上联典故，出自《论语》。

“曾三”，是说曾参“吾日三省吾身”: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颜四”,是说颜回自认不敏，但决心按照老师孔子教导的“四勿”去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下联典故出自《淮南子》和《晋书》。

“禹寸”,是说大禹不重尺之壁（宝玉)而重寸之阴（光阴)，因为“时难得而易失也”。

“陶分”，是说晋人陶侃，励志勤力，常谓“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笔者闻此，恍然而悟。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讲究道德文章。先生承继先贤，以“曾三颜四，禹寸陶分”自勉自励，意在追求一种高洁、充实的人生境界，其心光明，可对日月，其行正直，可昭后学。先生之人品有口皆碑，学业卓然而成，根基大约正在于此。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