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房子确乎是有些年头了。顺着喧闹泥泞的菜市场走进去，一排低矮破旧的红砖墙就藏在路的尽头，一楼终年不见阳光，墙角长了好些青苔和杂草，而我要找的，正是其中一间。

昏黄的灯光、厚重的电视、还有那据说是实木的茶褐色衣柜，是当时连迈门槛都困难的我最怵的——夜里起来，窗外的光打进来，正把人影投射在柜门上，我总忧心这不知名的人形怪物从衣柜里钻出来，还有更离奇的——如若是我起夜，就现出小怪物；如若姥姥起夜，就派个身形高大些的怪物出来。我怕，便料定姥姥也怕，只是她似乎一直没发现这怪象，我只好将这秘密埋在心底。

那房子充溢着菜场的嘈杂喧嚣、老旧的遍布划痕的家具，可它却是我每周末雷打不动的打卡点——骑着滑板车在不大的院里兜圈儿、趴在墙角看蚂蚁搬家……然而长到四五岁，它就仿佛记忆中的一处桃花源，骤然从我的幼年生活中消失了，不久竟又原封不动地出现在郊外某处，我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固执地认为，所谓“搬家”，就是一辆吊车，用铁钩子拴着屋顶，从一个地方整个儿提溜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还是那附着苔藓的潮湿墙壁、暖黄的灯光、茶褐色衣柜以及厚重的箱式电视，唯一的改变大概就是电视柜成了我的专属——那是台神奇的柜子，里面好像藏着无穷无尽的零食，有些我总爱吃的，有些是从未见过的，每回过来，只需轻车熟路地伸手一掏，便是一捧的雀跃。

屋里的床是我一度不喜的，薄薄的床垫我睡着总嫌太硬，嚷嚷着要换软床，可大人们不许，说是小孩子睡太软了不好，然而这房间里有我儿时最爱的玩伴，我也就乐得在这睡，只是白天下定了决心，夜里又要哭闹折腾一场，舅舅只好开着电三轮，再把我送回家去。犹记得谁给我裹上肥大的外衣，小小的我只留出一双眼睛，坐在三轮上吹着夜风，一点儿没冻着，十多里路走完，手还是热乎的。

窗外由菜市场变为了小树林，天气晴好时，我和姐姐一人一只吊床。树林里细碎的阳光洒下，不一会儿我们便昏昏欲睡了。醒来时手里攥着的饼干早已不知所踪，吊床下却聚集了许多蚂蚁，喊着号子把饼干渣运回家去。也许是糖渍黏在了手上，竟引来一只蜜蜂，那时我尚不知蜜蜂的可怖，居然伸手拍打，结果被它狠狠刺了一记，不久手便疼得厉害。因为怕我们贪凉，姥姥规定我和姐姐一人一天只能吃一根雪糕，那天我们早贪嘴吃掉了，但看我捂着手痛得直哭，姥姥便允许我们破例多吃一根，又从菜园子里随手掐了几片绿叶子，在伤口处不停磨搓。我知道姥姥的菜园子里有许多神奇的宝贝——被蚊虫叮咬后用来止痒的神药、涂指甲比指甲油还漂亮的神花、那只高大的名叫“花花”的狗，就连大白菜都比外面卖的甜上三分。

“花花”一向是很乖顺的，可有天却挣脱了绳索，屋前屋后地乱窜。我莫名有些兴奋，自告奋勇要捉住这位突然活泼起来的朋友，姥姥却把我俩关进屋里，并叮嘱我们暂时别出来，她自个儿叉着腰指挥姥爷捉“花花”去了。等“花花”被“缉拿归案”，我立刻去瞧它，它见了我便蹦跳着凑上来，尾巴都要摇冒烟了，同之前并无不同，好像刚刚只是它一时兴起，我于是放下心来。

后来这房间里添了弟弟妹妹，我和姐姐又因为念寄宿学校，由一周来一次，到一月来一次，再后来半年也不见得能回来一趟，这零食柜便不再是我们二人独享了。旧的电视被搬走，换上了薄薄的网络电视，那柜子也不知何去何从了。

我们似乎一下子长大成人，那房间里的时光却好像定格了似的，每每空闲下来，它就在那里，永远不会改变。只是两位老人由腰杆笔直到脊柱渐弯，坐着的时间越来越多，慢慢不再走进菜园。

最后一次见到姥姥，是在大一寒假。她看起来与往常并无不同，还是笑眯眯地招呼我吃东西，可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她说起以前的事，说起属羊的同属虎的不好闹矛盾，说起姥爷临终前的交代……我总对这些封建迷信不以为意，可却把她的话记到了现在。

去年再回去，那间曾经热热闹闹的屋子房门紧闭，桌上也不再摆着被翻到卷边儿的、看风水的书，取而代之的是两幅黑框相片。我曾不满的床垫子依然在那，只是再没人睡在上面。

“花花”不知何时也悄悄消失了，我想起它时，它的小屋子只剩下半截铁链，房顶也塌了一半。

过年时，我无意中谈起“花花”，说起对这位老朋友的思念，妹妹随口道：“花花？它不是一直在那儿？”我的心好像骤然被一簇细小的电流击中了，嘴上说着这怎么可能，一边又匆匆往外走，穿过略显荒芜的菜园，前面就是“花花”的家。我停下脚步，忽然不合时宜地理解了何为“近乡情怯”。

屋主人并不给我犹豫的时间，它闪电似的窜出来，身形不复从前的高大，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恨不能马上扑过来撕了我。妹妹从后边儿跟上，示意我离得远些：“你看，‘花花’不是在这儿么？”好像指尖有一簇火忽然被浇灭了，我怔怔地盯着眼前的“花花”，半晌才想起来回道：“是啊，‘花花’一直在这儿。”

（作者系 2021 级汉语言文学（师范类）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