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以后我就极少哭泣。

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磕破脑袋，养的兔子突然死了，这些都没让我破我的哭戒。直到我梦见了她。

我梦见她一个人走在一片高楼里，周围白色的建筑长得那么相似，她分不清该走哪里，她找不到她的家。我醒了，发现眼泪还未干，枕头上还残留着泪痕。我止不住我的眼泪，白天医生的话又在脑子里回响，我从未如此悲伤。

“脑萎缩。”我看不懂他们手里的X光片，只听到了这几个字。“脑萎缩严重了，会得老年痴呆的。”我的心沉进了死水中。她总是带着我看电视。《唐山大地震》，我还记得，那位母亲在老年时得了老年痴呆，一个人坐在公交车上，坐过了站也不知道，就像在我梦中高楼中徘徊着的她。那位母亲不记得她的女儿长什么样子了，她笑着问她的女儿：“你是谁呀？”我害怕了。我害怕她也会不认识我，害怕她也会问我是谁。我害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害怕我找不到迷路的她。

我曾突然把手指伸向睡着了的她，探到她的鼻息平稳，我才安心下来。我感到莫名的恐慌，我无法想象她离开了的世界。

她背着我，还挑着扁担，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回着。田地里，我坐在露出平滑切面的麦秆旁看着她拿起镰刀干活。那些记忆已经太遥远了，遥远到我只能从她的话语中想象那时我的模样。她经常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情，说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在地上爬，指着挂着的粽子“啊啊”地叫着。她边说边笑，还不忘问我一句：“还记得吗？看这样子肯定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她身体还很好，带着我们几个小孩，经常在周末县城乡下往返跑。那时候的“麻木”（一种没有车牌的小型出租三轮车）还没有被禁，“嗡嗡”地在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穿行。面包车晕车就改搭“麻木”，相同的是价钱，不同的是汽油味。在路上颠簸四十分钟后就到了乡下爷爷家，那时听的最多的就是他俩拌嘴。那时还会和伙伴们一起去屋后面的溪里面抓虾抓螃蟹，冰凉的水触到脚趾，让头顶明晃晃的太阳也减了温。我随着伙伴们一路沿着溪往上走，踩着一块块的石头向前，感受着溪水从脚腕漫到膝盖，去寻那搭着独木桥的水库和野果。当时我知道哪块石头底下有螃蟹的可能性大，溪里的哪片地方鱼虾比较多，看过虾蟹们在冒着热气的灶台大锅中慢慢变红，却没听到我玩耍过的小溪和寻找过的水库里藏着她一段伤心的往事。

她从未和我们提起过，相关的故事也只是父亲在饭后谈上两句才得知。19岁嫁人，生了四个儿女，她的麻花辫变成了盘发。年轻的爷爷冲动易怒，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打骂她。扁担，拳脚，总是伴随着咒骂声落到她的身上。父亲说她去寻死过两回，其中一次就是去山上的水库，想要跳下去，最后被好心人救起。最后也是无法忍耐继续留在这个灰暗的老屋，带着她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走出了家门，她出了省，走了很远也很久。我想象不出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她的照片，最早的我也只见过50多岁的样子。她是怎样带着伤痕和对生活的极度失望离开了她的孩子和家庭的呢？

闲暇的时候，她打着毛线，慢慢地向我们提起一些往事。她读书的时候，她离开之后的故事，她对我姑妈的亏欠，亏欠自己早早地离开了十二岁的女儿，以及她对她父亲的想念。“我最后悔的，就是我爸死的时候我没能见上一面。”她幼年失去亲生母亲，跟着父亲长大。她是家里的长女，早早地辍学帮家里干活、照顾尚且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捕鱼捕虾，是她赖以谋生的手段。每次吃虾时，她总说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让我们多吃点。新来的继母开始对她并不好，父亲便是那时对她最好的人了。她离开湖北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浙江的山上生活。某一天干活回来，听到邻居说有人来找她。明明相隔那么远的地方，但是邻居的形容却让她确信这是她的父亲。“我爸来找过我啊。”她长叹一声，“以前小时候闹饥荒，没饭吃，我坐在路边埋着头，我爸就从山上挖野菜找树皮给我吃。可是最后我来不及去见他一面。”她的声音不大，但总是把这段反复地给我们讲。一遍一遍，阳台的风吹着她灰白的头发，吹着衣服在空中飘荡着，但是这深深的遗憾和苍老的声音，怎么也淡不了。

今年五一回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看我回来了很是欢喜，我知道，即使是一个半分钟的电话，也能让她高兴好久。我陪着她在家中待了四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带着她抽中二等奖一袋米的希望抽中了纪念奖，一瓶芬达。她已经走得很慢了，小时候在等我，长大后在跟上我。从超市带着我的芬达回家，走走停停，我知道这段路并不长也不需要赶。

如今，我疯狂地希望时间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让小时候的噩梦只是梦，让我能和她待久一些，再久一些。

（作者系2022级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