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难忘的故事，而发生在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政教系的一点一滴，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旅程。每当我来到政教系高雅洁净的办公楼，看到墙上一幅幅历届学生的毕业照，照片里每一届可敬可亲可爱的领导、老师、同学的面孔，都让我倍感亲切。
罗炽教授与作者（右）合影
一
1978年的春天，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我在武汉外国语学校送走了高三的毕业生后来到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进修。
当年我上课的地点是在老中文楼。老中文楼采用四合院结构、乳黄色，共三层。墙体是用武昌老城墙砖砌成的，虽然没有摩天大楼的雄伟，却也是古朴、典雅。中文楼的外形轮廓，就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U”，好似一位伟大母亲的双臂。一楼分别是政教系办公室、团委，以及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还有两间是中文系《中学语文》编辑部和美术教育教研室。办公陈设非常简单，几张桌子和椅子、柜子，没有沙发。
政教系系主任胡邦宁、王文卿老师家住汉口。为了方便上课，有两间分别给他们作宿舍用。王老师带着儿子住一间，有时系里开会，分组讨论，教研室坐不下，他们的宿舍又成了开会讨论的地方。
党史教研室张广立老师（我记得是谢树森老师和他的夫人）刚调到学校，没有宿舍，就在一二楼楼梯之下隔了一间3平方米的小房，只能放一张小床，书架放在床头边，虽然小而简陋，但很整洁、干净。只是每日下课或晚上晚自习后，小房的天花板就咚咚地响个不停。楼梯是木质地板，学生下楼梯的响声连声不断。
中文楼一楼左侧是一间大教室，当时上课坐的全是拐手椅，尽管没桌子，但在拐手椅上做笔记很舒服。右侧是中文系资料室、阅览室、书库和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二楼是政教系资料室、阅览室、书库和中文系办公室及各教室。二楼左侧是大教室。紧挨着教室旁的是中文系放旧报纸的书库。
一天我去查解放前的香港大公报。开门的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师，50岁左右。进去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单人床，闲聊中才知道他是中文系周勃老师，刚调入武汉师范学院，因没宿舍也住这里。我看见房内到处是灰，还有蜘蛛网，屋里还有一股难闻的霉味，问他生活如何。他微笑地说：“这比我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的地方好多了。”
后来，我们成了邻居。我调入政教系资料室后，因家住汉口上班远，学校当时也没分单身宿舍，资料室韦洪主任为方便我上班专门在一间小书库开辟了一个二平方米的地方，放了一个单人床，我也乐在其中。在这小小的世外桃源里，每天能闻到书的芳香入睡，感到很满足。
政教系最早是一个公共课教研室，教师们既要分担着全校公共马列课，又要上本系专业课，还有教师被外派或外借，因而师资力量显得相对不够用。政教系的首任系主任是胡邦宁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他中等个子，常年穿一灰色中山装，为人非常谦虚厚道，温文尔雅，慈眉善目。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眸，仿佛能洞察人心，透出一种不凡的智慧。走路的步伐稳健有力，每一步都透露出自信与从容，仿佛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他都能轻松应对。
胡主任在系里德高望重，虽不善言辞，但人品佳，在系里很有威望。无论何时遇到他，他都是笑脸相迎，主动点头打招呼，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胡主任家住汉口江汉路，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是每天骑自行车到武汉关码头乘轮渡过江上岸后又骑自行车到学校。政教系女教师颇多，平日里系里开会学习除讨论教学、科研、时事政治外，胡主任还常互相关心各自的家庭琐事，就像一个大家庭家长，无论哪家有什么困难都要帮一把。
胡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治学严谨，注重党史资料的收集准确性。他常说：“科研不要浮躁，更不能患得患失，要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如果遇到学生提出不能马上回答的问题，他都亲自去图书馆查阅一番。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武汉市委成立党史研究室，一纸调令把胡主任调去任主任。离开时，他目光坚定地望着窗外校园，他的面容虽然饱经风霜，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透露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
除了胡邦宁主任，刘简言书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位南下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是湖北省社科院处级干部，文革后调入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任党总支书记。他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如同岁月的沟壑纵横交错，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一个故事。他的眼睛浑浊而深邃，却透露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定与从容，仿佛世间的一切在他眼里都已云淡风轻。刘书记德高望重，和蔼可亲，对我们年轻人极好，也能与我们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刘老师。一次他来借书，问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有，我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是抗战流亡的大学生，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因此我不能继续读书，初中毕业后，那年和许多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蒲圻羊楼洞茶场武汉市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那年我才16岁。我努力劳动，被评为干校知青劳模，加入了共青团。18岁那年，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成为连队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之后，被干校推荐上大学，但终因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过审查，政审落选。之后在师范学校、外语学校又写了入党申请书。每一次都是党组织重点培养对象，但终因父亲问题而不易发展。刘书记对我说：“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但乐观的心态很重要，我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文革中也受到过审查。如没有良好的心态，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是挺不过来的。”在刘老师的鼓舞下，我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政教系，邓国春老师的传奇经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参加高考，被名校录取但没去读。他中等个子，气质儒雅沉静，仿佛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平静而深邃。他讲授的《政治经济概论》课十分受学生们欢迎，不仅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忆力，而且思维缜密，表达清晰。记得他开设的《资本论》原著专题讲座，我去现场听了他的课。那是在中文楼一楼最大的一间教室，稍晚了，教室里已座无虚席，我找了把椅子坐在门外，窗外还站着好多学生。他虽有讲稿，但不看，口才流利、生动。他说：“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辩证的思维和分析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认真分析每个观点和理论的来龙去脉和逻辑关联。”
二
改革开放之初，老中文楼是学校最活跃的学术地方之一。各类学术讲座纷涌而至，四合院中文楼的内墙成了各类海报和小广告的聚集地，也成了同学们最爱聚集的热闹之地。有一天，我从这里路过，见同学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论着什么话题，一打听，原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要来给政教系学生讲黑格尔的《逻辑学》。海报虽然不起眼，是两三尺见方的一张红纸，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我欣喜若狂。在这之前，我很是喜欢哲学这门课，只是觉得黑格尔的著作十分晦涩难懂，《逻辑学》更是如此。
之后，在近一个月里，张先生在中文楼系统地讲了黑格尔“逻辑学”体系。张先生贯通中西，以哲人的思考、诗人的语言来阐释人对世界的态度、人怎样生活在世界上，追求一种做学问的高远境界。当年政教系77级、78级听过张世英先生授课的学子谈起当初听张世英先生讲学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张世英先生因此和当初参与了讲座的已故的李先焜先生、刘简言先生等结下深厚友谊。自一个月的《逻辑学》讲授之后，张世英先生与湖大政教系的联系就多起来了。他或在湖大招研究生，或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传道授业、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哲学研究队伍。其中有政教系77级江畅教授，还有校友戴茂堂教授、高乐田教授、魏敦友教授等。张先生80年代初期在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的讲学对湖北大学影响是深远的。讲学之后，张先生受聘为湖北大学兼职教授，并于1985年创办哲学研究所，使刚更名改制的湖北大学首次拥有了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哲学研究所的创办为湖北大学由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后来的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旁听在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也经常有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旁听李先焜老师的《逻辑学》。1980年李老师自发地为中文系77级和政教系78级学生中对逻辑学感兴趣的20多名学生单独开设了逻辑学课程提高班。我有幸也去提高班旁听。李老师用卢卡希维茨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作教材，讲授数理逻辑知识，介绍公理系统。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推理规则，什么是定理，怎样根据推理规则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提高了我的逻辑修养。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李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搞哲学的人不要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哲学就是要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最深刻的思想。学术上切不可浮躁，要随时随地保持慎重。”
三
初到政教系工作时，哲学教研室的罗炽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高大，犹如一棵挺拔的白杨，宽阔的肩膀仿佛能扛起整个世界，走路时步伐坚定有力，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坚实的大地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
罗炽老师诗通文史哲，易统道儒禅。记得有次他来资料室借阅《中国哲学史》时告诉我：“我生于日寇侵华年代，父亲早逝于战乱流离中，后随母亲客寓舅父家，四岁半便上私塾。”他说：“我的求学之路启蒙于唐诗，四年的私塾学习经历对我的兴趣培养十分有益。”1961年，罗老师考入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着文史不分家的态度，旋即安下心来调整心态，跋涉于史海书山。四年里，他读了许多史学原著、论著，做了许多笔记卡片。
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从事哲学教学研究。从那时候起，罗炽教授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哲学著作。一方面，要调整方向，努力适应从形象思维领域向理论思维领域的转换；另一方面，要想做好传道授业的工作，自身还需阅读大量的哲学原著来提升理论素养，他是从攻读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开始，逐渐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研究的，对于哲学的研究也渐入佳境。然而，对于文史的爱好，罗炽教授始终没有忘怀，在“文革”的十年间，他的阅读范围扩展到中外文化名著，还为陶冶情操自修了国画和油画。
（图为作者）
当罗炽教授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探索前进时，国家恢复招生，马列主义教研室准备过渡到政教系，要开设中哲史课程。他有幸参与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武大、南开、武汉师院等九所院校合作，萧蓬父、李锦全教授主编的全国综合性大学统一教材《中国哲学史》的编撰工作，并承担了先秦两章的撰写和汉至唐部分的统稿任务。正是这段经历，使得最开始爱好文学、学习历史的罗炽教授意识到了哲学的价值与意义。他拜访名师，虚心求教，下定决心对哲学做更为深入的探索，完成了求学问道路上第二次华丽的转身。
“不同的环境要学会适应，要学会思考，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取向。”罗炽教授用这句话对自己的求学问道之路进行了小结，同时用“两个结合”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第一个“结合”侧重于对求学经历的感悟，即“文史哲结合”；第二个“结合”侧重于对学术研究的追寻，即“儒释道之学结合”。
（作者系湖北大学退休教师）
